南通博物苑南馆、中馆旧影

中国博物馆事业在南通的诞生

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是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西方的博物馆开始被介绍到中国。1848年徐继畲所辑著的《瀛环志略》已记录了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的国家的博物馆。1849年林缄写成的《西海纪游草》，对美国博物馆作了较详实的记载。以后，随着中国和西方往来的日渐频繁，到欧、美和日本出使或留学的日益增多，他们通过实地参观，对各国博物馆有了亲身的感受，在他们的游记、著述中留下了大量的记载。

十九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中，创建博物馆已成为洋务、维新人士的主张。1895年，以“自强”为宗旨的上海强学会在其章程中提出的“最重要四事”，即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并且提出了办博物馆的设想：

“凡古今中外，兵农工商各种新器，如新式铁舰、轮车、水雷、火器，及各种电学、化学、光学、重学、天学、地学、物学、医学诸图器，各种矿质及动植类，皆为备购，博览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

1898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国家到地方行政组织中都要建立博物馆的设想。梁启超在论学会的文章中，提出学会应办十六项事，其中第十二项就是，“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试验”。“百日维新”期间，维新人士关于建立博物馆的主张，曾经得到光绪帝的支持。1898年7月5日光绪帝谕令总理衙门详定奖励章程。总理衙门立即起草章程十二款，其中规定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办法：

“第七款  如有独捐巨款，兴办藏书楼、博物院，其款至二十万两以外者，请特恩赏给世职。十万两以外者，请赏给世职或郎中实职。五万两以外者，请赏给主事实职，并给匾额，如学堂之例。

第八款  捐集款项，奏办学堂、藏书楼、博物院等事，仅及万金以上者，亦请加恩，奖以小京官虚衔。”

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上述主张和办法未能实现。

在此时期，一些西方人已将博物馆的带到了中国。1868年1月法国传教士韩德(Heude)在上海创办徐家汇博物院。1874年3月英国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创办上海博物院。1875年9月英人傅兰雅(Fryer)会同买办徐寿、唐廷枢等集资在上海创设格致书院，内设格致堂、书房和博物馆。1887年英国浸礼会教士怀恩光(White Wright)在青州(今山东益都)郭罗培真书院设博物堂，内置自然标本、汽机和电机模型，供人参观。但这些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博物馆。

1901年1月，内外交困中的清廷宣布“新政”，设立博物馆已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博物馆在中国产生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设立劝业场，通过展览国内外制造品和自然物产的方式以鼓励发展实业。1903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考工厂”（后改名劝工陈列所）主办产品展览、评比，宣传工商知识，1905年设立“教育品陈列馆”，以“浚发学识、教育实验为宗旨”，陈列中外各种教育书籍、仪器、标本、模型，以资教学。1904年广东学务处开办图书及教育品物陈列馆，长沙梁龙等人购办中外图书及人体模型、动植物标本、仪器等，在城东设图书、教育、博物三馆。上述设施的建立着眼于发展产业、传播知识，还没有涉及人文与自然遗存的收集保藏，属于博览会和教学实验室性质，但已具有了一些博物馆的特征。

博览会和博物馆都是近代化的产物，两者的主要区别有前者为经济活动设施，后者是文化设施；前者具有一定期限，后者强调永久性等。两者之间有着诸多的共性，如均具有科学和文化交流、知识传播的功能，均以建立场馆设施、陈列展示实物的形式来传递信息。十九世纪末维新派们所提出的“博物院”，“博览兼收”的是“各种新器”、“各种矿质及动植类”，是“博物学”即自然科技类的博物馆，内容上与博览会所更为接近。中国近代博览会所的出现略早于博物馆，它为博物馆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形式。至1905年我国自办的一所完整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诞生，从此开始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新篇章。

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在南通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它的创办人是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状元张謇(1853—1926年)。

张謇像

1895年强学会提出“开博物院”时，张謇是其成员。1901年，张謇撰写《变法平议》，系统地论述了自己新政变法的主张，其中在“工部之事”一章中首次提出了“开工艺局兼博览所”的意见：

“于各业公会款内，量集专款，设博览所，即在工艺学堂外院，以为劝工之助。若漆器、若瓷器、若铜器、若雕琢器、若文玩服用器，若竹货，若皮货，各省各有良工，荟萃罗陈。”

张謇建议的“博览所”与张之洞在武昌所办的劝业场、袁世凯在天津所办的“考工厂”一样，是开办现代博览会所，促进实业发展。虽然这里张謇还未述及博物馆，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他所注重的是中国传统工艺器物的收集和陈列，张謇论述中的“博览所”已更接近于博物馆了。1903年，张謇赴日本参观大坂博览会，在参观博览会个展馆的同时，关注着东京帝国博览馆等博物馆的建设和运作。回国后，他积极倡导创办博物馆，1905年分别向张之洞和学部递交了《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他建议仿效东京帝室博览馆在京师建立国家博物馆，然后“可渐推行于各行省，而府而州而县”。此举系“揆诸时局”，已“诚不可缓”。

也许是张謇等人的奏请效果，1906年，清朝政府将博物馆事业纳入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责范围。学部专门司设有庶务科，图书馆、博物馆、天文台、气象台等均归办理；会计司的建筑科，掌学部直辖各学堂、图书馆、博物馆之建造营缮。地方官制方面，学部奏定的《各省学务详细官制及办事权限章程》，各省学务公所设有图书课，有管理图书馆、博物馆职能。然而设立国家博物馆的建议迟迟不能付诸实施。这时张謇已率先从其家乡做起，以其个人的财力在通州师范学校以西，购地移冢，平土筑垣，兴建了南通博物苑。

与此前有关建立自然科技类博物馆设想不同，张謇已经认识到博物馆的收藏和保护历史遗产的基本功能、“觇古今之变迁，验文明之进退”的重要作用，因此他重视了“文物典章”、“吉金乐石”搜集、陈列、保护、研究，可以认为张謇是中国第一个全面了解和真正认识博物馆的人。这一点将在后文进一步论述，因此张謇能够南通创立中国第一个博物馆。

南通博物苑的建立，在中国博物馆史上开风气之先，对中国博物馆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南通博物苑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初步建立。1906年京师乐善园(今北京动物园)辟为农商部农事试验所，陈列自然标本对外开放。1908年，泰安创设教育博物馆。两江总督端方在北京海王村创办陶斋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学理论的开创和在南通的实践

1905年，张謇上书提请设立博物馆，在其《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等奏议中，充分论述了博物馆的宗旨和意义，国家博物馆的筹建到地方博物馆的规划，对博物馆具体的业务工作如馆址选择、博物馆管理、文物标本的征集、保藏、陈列、讲解，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自己较为完整博物馆理论体系。同时在建设南通博物苑的具体实践中，张謇进一步探索和丰富着自己对博物馆理论。张謇是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学理论家，是中国博物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关于博物馆的性质和功能，特点和作用，张謇认为：

一、博物馆是社会文化机构，博物馆是收藏、展示自然历史遗产的公共机构，是“导公益于文明，广知识于世界”、“图地方人民知识之增进”的“实现之处所”, 博物馆可以“觇古今之变迁，验文明之进退”。张謇指出中国历史上虽有收藏文物典籍的传统，但只能为极少数人服务，只有建立了博物馆，由政府“赐出内藏，诏征进献”，才能使文物典籍“公诸天下”，为广大人民所学习，利用。

二、博物馆是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针对当时我国文物大量流失的情况，张謇反复强调建立博物馆的紧迫性，“今则绀发碧瞳之客，蜻州虾岛之儒，环我国门，搜求古物；我之落魄士大夫醉心金帛，不惜为之耳目，稗贩驰驱。设不及时保存，护兹国粹，恐北而热河，东而辽沈，昔日分藏之物，皆将不翼而飞。”博物馆是继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载体，“留存往迹，启发后来”是博物馆的职责。

张謇题博物苑门石额拓片

三、博物馆是科学研究、辅助学校教育的机构，他指出“为政治、学术参考之大部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9，“盖有图书馆、博物院以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耳。”同时，博物馆是利用实物进行研究和教育的。张謇在开办通州师范学校之后看到学校“授博物课仅恃动植矿之图画，不足以引起兴味，国文、历史课仅恃书籍讲解，不足以征事物”，博物馆的作用“凡以为学于斯者，睹器而识其名，考文而知其物，纵之千载，远之异国者，而昭然近列于耳目之前。”它的作用是普通学校的课堂教育所无法代替的。

二十世纪20年代，“继张謇之后，从理论上阐述博物馆社会价值的第一人”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何为文化》《美育实施的办法》等文章中开始论述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而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对博物馆的社会价值有如此完整而深刻认识的，除了张謇别无他人。

在博物馆的建设和具体业务工作方面，张謇在《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中研究了博物馆的“建筑之制”、“陈列之序”、“管理之法”、“模型之部”、“采辑之例”、“表彰之宜”；1913年张謇致民国政府《国家博物院、图书馆规画条议》，进一步研究了博物馆的“必设之时期”，“拟设之场所”，“陈设之品物”，“规画之大概”，“经理之人才”，而在南通博物苑具体的建设过程中，张謇亲自指导了馆苑设施的建设，拟订藏品征集启事，广泛搜集中外动植矿物标本、乡里金石文物、先贤遗文，并亲自设计陈列柜架，制定《博物苑观览简章》，形成了切合实际的博物馆工作方针。

关于博物馆的选址于基础设施建设，张謇指出：“博览馆之建设，有异于工商业及他种之会场。非参研学理，确有规则，见者且非笑之。”博物馆的选址是他“所最注重者”，“其地便于交通，便于开拓者为宜”，他建南通博物苑于城区东南，通州师范之西，便于市民、学生参观学习。在博物馆的建筑除了要“宜閎博垲爽”外，还要留下空间，“馆中贯通之地，宜间设广厅，以备人观者憩息”；他还主要到建筑与管理的关系，指出建筑“宜少辟门径，以便管理者视察”，“修序以便观游，疏其中乃可防灾”。张謇同时非常注重博物馆的环境建设，“隙地则栽植花木，点缀竹石。非恣游观，意取闲野。”张謇有关博物馆选址、建筑、环境的精辟见解，除了着眼于博物馆设施的专业要求外，十分重视为公众提供良好的参观氛围和环境，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目的。

关于博物馆的管理工作，张謇强调管理人才的重要性，“经理之事，关乎学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博物馆工作，“而胜斯任者，非博物好古丹青不渝之君子，又能精勤细事富有美术之兴趣者，莫克当此。” “尤当不拘爵位，博选名流以任之”，作为博物馆的管理人员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艺术修养，还要忠诚于事业、精勤于工作。其次，博物馆的管理还必须建有严格的制度，“严管钥，禁非常，及其他种种之有妨碍者，均当专定章程，期限遵守”。

博物苑观览证

关于博物馆藏品的征集，张謇理想中的博物馆应是“纵之千载，远之外国”，古今中外都要广事收罗，“外而欧、美、澳、阿，内而荐绅父老，或购或乞，期备百一”。南通博物苑的藏品搜罗遍及五大洲许多国家，如日本的三叶虫、货币虫化石，南洋群岛的猩猩，印度的鲤鱼，俄罗斯的斑鼠，美洲的蜂鸟，非洲的鸵鸟，爪哇的孔雀等。历史文物包括金、玉石、陶瓷、拓本、土木、乐器、画像、卜筮、军器、刑具、狱具等。美术品包括书画、雕刻、漆塑、织绣、缂丝、编物，文具等类。然而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张謇为南通博物苑提出了量力而行的主张，并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进行藏品的征集：

“中国金石至博，私人财力式微。搜采准的，务其大者；不能及全国也，以江苏为断；不能的原物也，以拓本为断。”

曾窭人子而不自量度，折胫摺胁而举乌获之所胜，夫亦谓不夸嵩华而但为培塿，不侈沧海而但为涔沚，岁益高之而亦将有峙焉，深之而亦将有潭焉者，无自小而慑矣。以是锲而不舍者亦且十年。

关于博物馆藏品保管和研究。张謇按藏品性质“分天然、历史、美术三部”，要求藏品保管“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每件物品都要“条举件系，立表编号”，作好鉴定、著录工作。张謇请中日专家木村忠治郎、陈师曾、诸宗元、宣子野等为藏品考证源渊，鉴定真伪，评论价值，并于1914年编成了《南通博物苑品目》，这是中国博物馆第一部刊行的藏品目录。

关于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张謇指出陈列中“天然部以所产所得之方地为等差，历史、美术二部以所制造之时代为等差”。同时，陈列展览中还应配备讲解员，作为“导观之助”，对讲解员的素质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讲解员中“必得通东西洋语言文字二、三员，以便外宾来观，有可咨询。”

张謇认识到运用仿制品、模型进行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博物馆应设有模型部，他说：“标本雏形，东西洋学校均以为重”。对于古代器物，“当博征图籍，证于可信，精造模型”。以仿制品、模型、标本进行陈列、教育，可增强效果，使“学者有所归依”，同时，还可以让观众学生参与模型、标本的制作、文物的复制，这样也还为他们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如此，在生物科学知识的教授、普及方面，他把动植物的活体与标本两种不同的“教材”结合运用。在博物苑内，就广植花木，建有兽室、鸟室、蜂房，花房、药材坛，竹石陈列处，并配上标版牌说明。这样，博物馆的教育材料可谓十分丰富和生动。张謇的这些教育方法，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高明的。

南通博物苑南馆旧影

张謇将征集所得的所有历史文物及动植矿物标本在中馆、南馆、北馆三座主要建筑中陈列出来，充分发挥藏品的作用。将一些大型文物如石刻、铁佛、铜鼎、铁炮等陈列在南馆、中馆室外周围。加上种植的花木、驯养的兽禽，使室内陈列与室外展示、标本陈列与活体养植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进行教育。还在多处建造假山水池、亭阁馆榭等各种园林设施，配以匾额、楹联，把传统园林、苑囿的特色融入博物馆建设之中，使博物馆拥有更优雅的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这就是其定名为“博物苑”的原因。人们在这里参观、游览、休息，可以增长知识，可以陶冶性情，得到美的享受，最终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南通博物苑的这种独特的展示和教育手法，使其成为极赋民族特色又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社会教育场所。

张謇的博物馆理论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参考了外国博物馆的有益经验而形成的，同时又在南通博物苑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阐发。张謇的开创性经验是中国博物馆学的可贵财富，他的博物馆理论无疑是科学的和超前的，即使在当代对我国博物馆的建设仍具有非常重要指导意义。

张謇对近代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推动和影响

张謇曾说：“南通昔一州耳，奚足以言博物而苑而自大?”然而正是这“一邑之中一大苑”的建立开始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新纪元，张謇的博物馆理论和南通博物苑实践经验的总结开创了中国博物馆学。不仅如此，南通、张謇对于中国近现代博物馆事业还有着诸多重要贡献和影响。

1913年，张謇怀抱建立国家博物馆的夙愿，向民国政府提出了《国家博物院、图书馆规画条议》，对国家博物馆的设立提出了设想和建议。文中特别指出北京的皇家宫殿苑囿必须开放，用于成立国家博物馆、图书馆。

“为事固宜择地，为地亦宜兴事。自金、元都燕，迄于明、清，所谓三海、三殿、三所者，或沿旧制，或扩新规，宫苑森严，私于皇室。今国体变更，势须开放。然而用之无法，即存之无名。苟无其名，徒事修茸，齐囿将嫌其大，王乐安在庶几！如其废之，则是禾黍遗周道之悲，花草致吴宫之恨，亦非文明国之所宜有也。则所谓为地兴事者，非改为博物苑、图书馆不可。”

张謇建议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由“奉天清宫及热河避暑山庄”、“加以宁寿，慈宁两宫及各库”的宫庭所藏文物组成。

如张謇所愿，1914年，民国政府内政部接收奉天、热河两地清廷行宫文物运至故宫武英殿、文华殿等处，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故宫走出了开放的第一步；1917年教育部将1912年筹建于国子监旧址的国立历史博物馆迁往故宫前部，以午门城楼及两翼亭楼作为陈列室，门下东西朝房作为办公室，两廊朝房和端门城楼作为储藏室。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我们现在无法考证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和开放是否与张謇的《条议》有直接的关系，但张謇的先见之明符合国家的利益、民众的愿望，符合博物馆的发展需求，因此能够得到逐步实现。

南通博物苑得到了众多社会名流的支持和关注。收藏家端方先后捐赠给博物苑的文物达70余件，在《南通博物苑品目》中还可以看到赵尔巽、刘世珩、沈云沛、沈尹默、黄炎培、欧阳予倩等社会名流的捐赠。在社会的关注下南通又诞生了第二家博物馆——赵绘沈绣之楼。而它的建立仍是由于博物苑在国内的影响。

当时杭州有所辨利禅院，藏有的150多幅历代观音像，住持静法病重，圆寂前托友人张之骞为之寻找归宿。张慕名找到了张謇，希望观音像入藏博物苑。张謇考虑到博物苑的主旨在辅助学校教育，入藏如此大量的观音像似乎不太妥当，于是于1918年，在狼山观音禅院专门建楼，奉藏这批观音像，同时入藏的还有张謇自藏及南通女红传习所师生所绣的观音像。因藏品中以赵孟頫所绘及沈寿所绣的观音像为最珍贵，张謇为此楼题名“赵绘沈绣之楼”。

赵绘沈绣之楼

寺庙一般都会收藏宗教艺术品，而张謇建赵绘沈绣之楼的宗旨，用张孝若的话说“一来是敬佛，二来是保存胜迹，三来是提倡美术”。因建于观音禅院内，赵绘沈绣之楼的宗教意义自然不免，但张謇对其的管理方针，及亲拟的《保存规则》、《瞻敬规则》、《办事规则》中，更多地体现了赵绘沈绣之楼的博物馆的性质。基于“保存胜迹”的目的，张謇除了以《保存规则》等制度对其内部管理进行严格规范外,还将藏品目录“呈报政府及地方官厅,并呈明海陆军部公共保存有案”，示其公共财产而非个人或寺院私藏的性质，以及永久收藏的责任。赵绘沈绣之楼是一所集收藏和展览于一体的综合楼，这与南通博物苑当时的情况是一致的。特别是《瞻敬规则》规定了对公众开放的时间，在非展览期，对名人、远客、团体、学校可特别开放，提供“美术学上之研究”，这种对公众开放的形式与一般寺庙密藏的方式有本质的区别。赵绘沈绣之楼在收藏、展示、研究观音艺术诸方面的功能反映出它已具有了专题博物馆性质。

1920年前后，南通在张謇领导下经过苦心经营，已成为全国的模范，博物苑的发展也达到鼎盛，中外来宾纷至沓来。1920年5月，江苏自治组织苏社在南通召开了成立大会，120名中外代表参观博物苑并合影留念；6月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来通，张謇在博物苑设宴款待；1922年中国科学社年会在南通召开，梁启超、马相伯、杨杏佛、丁文江、推士、胡敦复、竺可桢、陶行知等学界名流假座博物苑开会……

1920年张謇邀请苏社成员游览南通博物苑时在中馆前合影

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出现了一个发展高峰。这个高峰的到来，一方面受30年代世界博物馆运动的影响，一方面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关。一批大型博物馆纷纷建馆，到1936年已发展到77个。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诞生，发行了会报，刊印了丛书，并于1936年举行年会讨论学术、规划事业。博物馆业务相当活跃，甚至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展览活动。然而此时南通的博物馆事业在张謇逝世后已走向萧条，以后较长时间没有得到新兴中的中国博物馆学界的关注。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博物馆事业已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此时南通博物苑开创中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意义和历史地位很快被政府文博事业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所认识和推崇。1949年8月17日，著名考古学家、不久即成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首任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在《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谈中国目前所需要的博物馆》，首次明确指出了南通博物苑的首创地位：

“我们还可以再看看中国人自己举办的博物馆。我国最早自办的博物馆，大概是张謇所创设的‘南通博物苑’，以后也曾陆续添设了许多。”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在开幕词中指出：

“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历史并不太久。最早的公共博物馆，除了帝国主义者们在沿海地区所办的几个之外，要算是张謇他们办的南通博物苑了。”

郑振铎的讲话代表政府主管部门首次评价了南通博物苑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史上的历史地位。中国应当办博物馆，中国人能够办博物馆，张謇筚路蓝缕创建的南通博物苑为中国博物馆事业树立了典范。张謇和南通的首创精神正是建国初期中国博物馆事业百废待兴的时代需要，这极大地鼓舞着各地博物馆事业的兴起，南通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图片来源：作者、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