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任何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都是社会的企业。”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张謇这样表述自己社会责任的心迹：“计虽艰，民生实为国本。”张謇在海门乡村，从小参与农业生产，亲历田间耕作之事，熟知农业之艰难，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耳濡目染，加之自幼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可以说与生俱来就具有民本思想。他曾说：“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黄宗曦关于读书人要体恤民艰、救民于水火的思想，我始终铭记于心，只要是与救国济民相关的事，我都视为己任，全力去做，这正是儒者经世济民的本份。”他发现在上海就有好多出身贫寒、处在底层来自南通的穷人，并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周围人，使这些“南通穷人”得到一定救助。面对近代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现实，作为儒商，一步步艰辛走向成功巅峰的民营企业家，张謇既用自己的如椽大笔抒发对民间疾苦的同情，为民生福祉大声疾呼、慷慨陈词，也通过自己的实干苦干为改善民生作不懈的努力。

张謇说过，“为众谋利者，士之责也。”他说出了办厂的宗旨：“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企业所获利润之部分，一用来办教育，二用来办慈善。直到70岁时他仍为慈善筹款，每天两个小时，鬻字一个月，后来延续了两年多，而自己晚年所居则名曰“濠阳小筑”。张謇通过兴实业、办教育、广慈善等多种途径，从生活资源到文教卫体，从普通百姓到弱势群体，从城区市镇到海滨滩涂等全方位、多层面致力于民众生活的改善，体现了其为百姓谋福祉、为社会作贡献、为政府担责任的思想，体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儒家情怀，留下了感人至深的篇章。近代控制中国海关的英国殖民者每10年编制一期向英国政府的《海关十年报告》。1921年底，署名戈登·洛德提交的报告，最后一章以“通州”为题，描述南通的经济社会情况后评说道：“通州是一座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 吴良镰先生则得出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论断。

张謇说，“公仆”“众仆”是有区别的。公仆为社会，众仆为企业、为股东、为职工，而他办企业立意高远，要“为世界牺牲”，先要做公仆，然后再做众仆，不只为个人财富、企业积累。张謇说，为这个社会，做一分，是一分。最终成就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如此规模巨大的企业事业，号称当时中国最大的资本集团之一，名列前十。儒生张謇“在商言儒”，戴鞍钢说他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儒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