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对儒学思想发展有深入研习,是科举制度的佼佼者——状元。张謇认同桐城派“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的文理,深受桐城派大师的影响,从文风、学脉方面讲应归于桐城派。张謇入幕庆军多年,跟随庆军统领吴长庆,参与平叛朝鲜,从军经历增益了张謇的男儿血性和担当意识。张謇认同明清之际顾炎武和黄宗羲的学问、气节和品格,深受他们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对于王夫之,张謇也有研习;对于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及其湘军,张謇更是佩服有加,他认为这是近世儒家思想经世致用的代表和巅峰,后人难以企及。张謇最终弃仕从商,致力于实业、教育,源于其儒家士人的担当精神,也根植于其宏大的儒商理想,即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及地方自治。
关于张謇儒商思想的“思想渊源”可从师承、随军、科考、经世致用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师承”主要是张謇的历任教师及其教授理念、思想内容,如果要为张謇觅一学派的话,大体归之于“桐城派”较为合适。张謇入幕庆军八年之久,期间经历朝鲜平叛,中国屡战屡败、不断签订一系列“城下之盟”,庆军在政治斗争中的浮沉使得张謇不仅对清廷以军事斗争救亡图存不再抱有希望,同时也增益了其男儿血性。张謇虽然高中状元,但是其状元之路非常坎坷,历时也近三十年,占据知事以来近半的人生时光;待到高中之时,张謇时年己过不惑之年。从中或许不难发现,张謇尊重父亲的希望和心愿,对“科举功名”表现出了坚定、执着的精神和志愿;同时,也可以发现,张謇一一拒绝了科举路上的各种诱惑,所以才能最终高中状元。在思想上,张謇自然始终坚持儒家思想,他深受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两个基本倾向:一是主张回到儒家经典;二是反对空疏论道,主张治实用的学问。
张謇的士人担当体现在:儒家信徒;学以致用;“兴实业,当由士大夫先之”。张謇选择弃仕从商,力主实业救国,虽然职业变了,但是儒家的信仰没变;并且,其选择背景是从“经世致用”到“学以致用”,主张从治实用的学问到从事实用的事业,是儒家思想在近世发展的一种脉络;至于张謇提出“兴实业,当由士大夫先之”则根本由其儒家传统的士人精神特别是担当精神所决定。张謇认为中国当前救亡之道就是振兴实业。中国最紧要的是保持文化和精神,认识到自强之道——实业救国。张謇的事业可谓是一手实业,一手教育,父教育而母实业。实业肩负救亡图存之重任,教育则是国家民族富强之道。
张謇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到南通的自治实践中,在张謇的带领下,当时的南通县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成为了全国的模范县。张謇在南通自治取得显著成效之后,力图将自治推及至江苏全省。张謇的儒商事功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对张謇思想影响比较大的儒家思想主要是易学、礼学、中庸思想以及儒家伦理思想。
张謇提倡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在张謇看来,实业可以救穷,但惟有教育才能根本兴邦。相比实业而言,教育是根本的根本。张謇明确提出“父教育、母实业”,没有实业的成功,没有资金的积累,就没有资金创办教育。张謇自己的救国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先办了大生纱厂,自己有了财富积累,然后开始教育兴学。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在此基础上创办了300多所学校。所办学校之多,成效之卓著,影响之大,前所未有。张謇在实业上的具体主张即“棉铁主义”。张謇鲜明地提出中国实业振兴应当坚持“棉铁主义”,纺织和钢铁产业应当共同推进。并且不仅仅要在实业中振兴,也应该站在内治外交的高度上制定战略、从总体上进行平衡。张謇倡导钢铁产业,先是为张之洞设立汉阳铁厂出谋划策,后长期在汉冶萍钢铁公司任职。张謇认为,钢铁行业是中国的生机所在,不可轻言放弃,不可半途而废,有再多困难也要坚持下去。汉冶萍公司常年处于经营困顿之中,债务负担巨大,历经清朝、民国,给国家和社会造成较大的债务负担,但是张謇始终坚持,这是非常有产业高度和战略眼光的。
关于中国如何改革从而实现强国富民,张謇力主“变法”。张謇一直倡导变革盐业专营,在论证时引用易经中的通变思想。“国计之大利在盐,而大害在枭。盐生利,利生枭,枭生害,害进则利退而国计穷矣。《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欲救穷而不图变,虽至圣不能,欲图变而不求通,虽至强不行”。
张謇深知,礼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在商业的经营中,张謇主张要遵循“礼”的思想,坚持现代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方式的同时,他反对同业之间的盲目竞争、恶性竞争。张謇主张中国的商人、商业应该团结起来,振兴国家的商业实力,保护中国的商业利润,同时还要积极开放,参与到世界的产业竞争中去。
张謇在对儒家中庸思想的发展和阐述中提出“圣人之道即中道”,并且认为中庸思想是儒学和儒家思想有如此顽强、雄厚、长远生命力,令人信服、信仰,长期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企业经营上,张謇始终坚持“中道”,既遵守规则,以规则来裁量分寸,又考量时宜,根据具体情况来决策。“尽人道”不仅将儒家思想重新拉回至日用平常,而且与工业文明强调的个人职业观念有共通之处,都强调人尽其职、各安其位。当然,“尽人道”最重要的也是秉承“中道”。张謇性格刚直,嫉恶如仇,遇到不平之事,容易性急,言辞过激。经友人指点,张謇力求以“中道”处事:做学问需要从容自乐,处事也要从长计议、从容处置。
在企业经营上,张謇注重职责划分、定岗定责,人尽人责,职尽职责,体现了其“尽人道”的思想。在股东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章程、提名董事,在经营上的主要职责就是稽察、考核和赏罚。张謇能够处理得游刃有余,因为他始终坚持“中道”,既遵守规则,以规则来裁量分寸,又考量时宜,根据具体情况来决策。
02 张謇儒商思想对当代企业发展的意义
张謇认为中国商业要振兴,需要大量专业的商业人才,而商业人才必须一讲商业学术,二讲道德。商业的根基是商业道德和商业信用。有道德的人对人对事自然会有信用;有信用的人自然道德品质亦是上佳。商业人才的基础就是知识、技能、道德俱全,缺一不可。
张謇有“大利不言”的义利观、“忠信笃敬”的诚信观以及“勤苦简朴”的儒商方法论。研究张謇的儒商思想,自然绕不过探讨其义利思想。张謇在大生纱厂厂区内留有一对对联:“大利不言,生财有道”,这幅联语集中反映了张謇的义利思想。
张謇对诚信看得非常重要,大生企业集团自创建直至被银团接管的近30年的经营中,始终都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张謇认为“忠信笃敬”是弘扬儒学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张謇始终视信用为自己的生命,始终坚持诚信做人,诚实做事。张謇“昭信义而广招徕”,以诚信为本,同时也是以诚信打破创业僵局、促进企业发展的典型。张謇发起、创办的学校所定校训也大多体现了“忠信笃敬”的诚信观。
张謇向来持开放主义的人才观,强调打破地方观念和国家界限,用人以是否胜任职位为标准。不过,张謇也肯定了人情的存在,在可以胜任职位的情况下,确实往往更容易用一些本地人。张謇所用之人,大多是要注重考察其德行的,他欣赏的是讲诚信、有志气、肯吃苦之人。张謇认为,中国的商业人才应该“学术”(专业知识)与“道德”(信用)并重。
张謇对职员的要求是严守工作纪律和工作秩序,并且提出“诚、忍、慎”三字原则。长江以北的人大多勤恳、踏实,张謇颇为信任。不仅员工遵守诚信的原则,要及时、如实报告,上司对下属、老板对职员也要以诚待之,即用人不疑。
张謇认为商业若要成功,其法门不外乎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这与西方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利润的价值观有根本的区别。张謇关于俭的论述很多,其自身也始终做到勤俭持家持业。但张謇并不是葛朗台式的人物。他一方面坚持节俭,另一方面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却又极其慷慨。张謇完美诠释了“节俭”与“慷慨”的关系。
政府应该把促进实业当做头等大事,全力扶持和支持商会成立和各地商业发展。政府首先需要向民众示以信用,主动引导民众发展实业。张謇提议政府直接拿出资金实际引导和支持商民投资和发展实业。张謇认为实业要迅速见成效,有两个办法:一是简易法,实际上就是政府完全放手,最好的管制就是不管;二是补助法,政府牵头成立补助资金,重点支持初创企业或者出现回款问题的企业。
张謇的商道观念和精神于今天仍有极强的榜样价值。张謇虽然从商,但是在他看来,从商并不是“无利不起早”或者无财不谋,而应当始终坚持以实业为本。张謇注重民生,实业以轻工业为主;他办厂为救国利民,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好的生活。
在探讨企业发展和企业家精神时,郭齐勇先生总结中国古代商人的商业道德有三个方面:第一,强调诚实守信,市不豫贾,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严禁以假充真,以劣充优;第二,肯定勤俭经营,开源节流,精通商术,知人善任;第三,倡导和气生财,礼义相待,敦睦亲邻,疏财济世。这是对中国儒商精神的精准提炼和全面概括。
彭安玉先生认为,儒商是渗透了儒家核心价值观取向的生意人,他们的经商活动渗透着超功利的道德追求,其道德取向与价值追求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儒商主张和气生财、宽厚圆融;第二,儒商讲究为商以德、以仁待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利思义、守法经营;第三,儒商崇尚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实守信;第四,儒商强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坑蒙拐骗;第五,儒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乐善好施,乐于助人。
章开沅先生、田彤先生曾对张謇的人格特征进行详尽的、别有新意的分析,大致将其归纳为:道德自律;意志坚定、百折不挠而勇于进取;务实;沉稳持重;公心。
关于中国是否有儒商,关于张謇是否为儒商的问题,学术界都有一定争论,但章开沅先生力主张謇为儒商说,并且在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章先生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用“一代儒商、万世师表”八个字来表达张謇在实业和教育两方面实践中所突显出来的不朽精神。章先生提出商人如果要“冠之以儒”,戴上儒的帽子,并且在社会上是正面人物,为人们尊重和普遍接受,需要具备:一,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二,以诚信自律的伦理规范;三,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夙愿的回馈思想;四,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则是较高的文化素养与优美情操,虽厕身商贾而仍不失其儒雅风度。
张廷栖先生提炼“张謇的企业家精神”有:救亡图强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仁爱精神、舍身饲虎的奉献精神、勤苦俭朴的勤俭精神、拼搏与不屈的创业精神、忠实不欺的务实精神。
文化是民族的根脉,也是民族生存智慧的结晶。儒家文化和儒学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使然。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要求人们守信用、讲道德,排斥无信、欺诈等不义行为。借鉴张謇儒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并与当前时代特点相结合有助于弘扬企业家精神。张謇在创办近代民族工业的艰难历程中彰显出的爱国意识、大局意识、法制意识、创新意识和诚信意识等对当代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代企业发展可以从张謇的儒商思想中汲取有用的精神营养,倡导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义利并重的价值观、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坚忍不拔的精神等。当代中国的企业发展应把遵循市场法则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谐、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