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书法名世的启功先生更是当代著名的文史大家，在艺界、学界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启功先生身份特殊，他既是清皇室的嫡裔，又是晚清重臣的后代：雍正皇帝是他的九世祖，光绪末年的礼部尚书溥良是他的曾祖父，于张謇同榜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的毓隆是他的祖父。因此，他对宫闱奇事、枢廷珍闻、仕宦秘辛的知晓，自然要比旁人方便得多，也正确得多。

《启功口述历史》(赵仁珪、章景怀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中有一则关于甲午状元张謇的科考事案传述甚广，今值此纪念张謇先生诞辰一百七十周年之际，作出节录而辨析，以飨广大读者。

（我曾祖叫溥良，曾为江苏学政）他是一位善于选拔、培育人才的人。凡当时江苏有名的文人学者，大多出其门下。……如张謇（季直），他家与翁同龢家为世家友好，翁同龢曾特别写信嘱咐我曾祖父务必安排好张謇。翁同龢曾任同治、光绪的老师，并几乎任遍六部尚书，还任过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现在来亲自过问了张謇的前程。这封信现在还在我手中，因为文笔好，说的又和我家的事相关，我至今还能背下来：“生从事春官（礼部尚书），目迷五色，不知遗却几许隽才，贤郎其一矣。生有极器重通家，曰江南张謇，孝友廉谨，通达古今。……”所谓“目迷五色，贤郎其一”，是对上次科考，没能看准，因而遗漏了令郎（即我祖父）而表示歉意。我曾祖也是翁同龢的门生，这封信写得又这样富于暗示性，岂敢不听？于是就安排张謇做崇明书院的山长。过了两年，到下一次省试（尚书省礼部举行的考试，即会试）时，他和我祖父两人果然高中，张謇拔得状元，我祖父考中进士，入翰林。

显然，张謇和我祖父的中第与翁同龢的特意安排有关，说白了就是当今所说的“猫腻”，但这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启功口述历史》）

启功先生的这段讲述，有叙述、有分析、有结论，叙述之依据是他所收藏的翁同龢致其曾祖父溥良的一封信；然而，其仅据信中语句的分析，却既缺少有关事实的佐证，也缺少清代科举制度的支撑，显得望文生义，因此，他据此得出的结论“张謇和我祖父的中第与翁同龢的特意安排有关”不能成立。张謇之考中进士而后殿试夺魁，固然与翁同龢的尽力提携有关，但与溥良无关，与这封信无关。当然，启功先生的这则口述以及下文引用他公布的与此事相关资料，确实能映照出当时高层官宦在科举场中广泛存在相互庇护照应的舞弊现象，对于认知晚清的科考制度，还是有价值的。

二

此事发生在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会试以后，这是张謇的第四次进士试，翁同龢是主考，翁张师生以为志在必得。然而，负有荐卷责任的同考官冯金鉴因鸦片瘾发作而未及细看张謇试卷，就匆匆批张卷为“宽平”而弃置，未予上荐，使有定夺之权的主考翁同龢最终连张謇的卷子也未曾找到，以致张謇落榜。张謇自然十分懊丧，翁同龢以及张謇的知交国子监祭酒盛昱等也都非常失望与遗憾。据张謇该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之间的日记中所记，作为对张謇落榜的补偿，翁同龢与盛昱，同时分别挽留张謇作国子监中管理“南学”中年薪六百两银子的专职“学正”，张謇却因“治圃养亲”而婉拒了。

十八日翁弢甫检讨（翁同龢侄孙）见过，致常熟师（翁同龢）留管南学意。

二十日意园（盛昱）师、仲弢（黄体芳子）见过。意园师述南学诸生愿为捐纳学正留管学事，其意甚殷，其望甚厚，坚谢至再，未遂许也。

二十一日诣谢常熟、意园师，辞留南学。（《张謇全集》第八卷）

但是，到了二十九日，张謇突然改变主意，却向盛昱提出降格之求，欲作崇明县的年薪仅三百两银子的学官。张謇的日记中存有其致盛昱的信：

顷崇明人来，为言其县瀛洲书院院长郑季申大令行将起复到官，须人接替，谋者不乏而非众所愿，修金裁三百千，问可就否。崇明距侨寓百里，隔一小江，舟车至便，于治圃养亲，得以兼顾。效其尺寸之智，以附学究之末，亦庶几自食其力，意颇窾动。冀公氐书溥公，一为言之。谢太学之官而就客授，谢六百之俸而企三百，谢师友过当之矜宠而转效昔人祠禄之陈乞，区区下忱，公可鉴其本末矣。（同上）

张謇所以屈就薪酬降半的崇明学官，原因是崇明与海门只隔一长江北泓水道，原崇明外沙的启东与海门相连，风俗语言全同—，后来张謇所办在“崇明”境内的大生二厂，其地址即在今启东市的久隆镇。可见，此事可谓公私两便。“冀公氐书溥公”，就是“希望盛公写信给溥良”。张謇所以让盛昱写请托信，因与盛昱关系甚佳，且溥与盛均是清宗室并有姻亲之故，可以径直言明，不必绕弯。盛昱自然是当即给溥良写了请托之信。而张謇与翁同龢也说起此事，“爱生如子”的翁同龢竟也写信给溥良了。

三

所幸的是，启功先生保存了翁同龢与盛昱分别致其曾祖父溥良的信，并作为文物掌故，一同公布在中华书局编辑的不定期文史刊物《学林漫录》第十三期上。今将此两信全文移录如下：

翁同龢致溥良信

玉岑贤友大宗师阁下：

旌节来吴，江山生色。伏维荣问休鬯，迩想元旋度夏。画戟清香，尤所钦念。生从事春官，目迷五色，不知遗却几许隽才，贤郎其一矣。生有极器重之通家，曰江南张謇，孝友廉谨，通达古今，其制举之文，亦鲜与抗手。落第南归，留之不获。问崇明瀛洲书院讲席尚虚，若得此君以为长，必能海邦为邹鲁。敬以举荐，伏望大裁。贱体羸疾，耳聋臂枯，不尽百一。奉候起居，余俟续布。生翁同龢顿首。

盛昱致溥良信

玉岑姻弟大人阁下：

前奉手书，未即置覆为歉。会试榜发，元在江苏。常熟得此卷时大呼曰：“此通州张季直也，得之矣，得之矣！”遍请十八房三副考辨识，皆云当是季直。及拆榜，则武进刘可毅也。常熟为之不吃晚饭。昨晤常熟，欲吾弟为谋一席。兄与季直最洽，鄙意以为吾弟不如岁试后附片保奏，以季直之才学，实堪膺此；不问迎合江苏巨绅也。其仕履可询之彼处人，度无不知者。专此布臆，即请升安。兄昱顿首。

张謇致盛昱信，说得甚明：有候补知县衔头的崇明瀛洲书院山长郑季申要任知县实职去了，留下空缺，因“舟车至便，于治圃养亲，得以兼顾”愿替代之。此显然与科考一无所涉。

而翁同龢致溥良信，却说了关于科考的话，“生从事春官，目迷五色，不知遗却几许隽才，贤郎其一矣”，这似是“打招呼”，表示歉意，其实是转到主旨之前的套话。因为事情发生在会试发榜以后没几天，恰溥良之子毓隆亦与爱徒张謇一样落第，表示关切之意。主旨当然是一个，引出张謇对崇明瀛洲书院山长的诉求，称扬张謇一番；然后是“敬以举荐，伏望大裁”。

盛昱的信，甚至渲染了阅卷场上翁同龢千方百计找到张謇卷的狂喜，以及开封后发现不是张謇的懊丧。这与张謇日记的记载一致，日记记的是，当翁同龢看着写有与张謇入朝身份相符的“历箕子之封”（按，商末箕子封地在朝鲜）的卷子竟然是刘可毅的时而“垂泣”。奇怪的是，盛昱信中竟仅有“昨晤常熟，欲吾弟为（謇）谋一席”，而不言所谋是“崇明学官”；那么，据此判断，当是翁氏与盛氏相晤时有约定，各写一信，以确保成功，事情当然办成了。上文说此事甚至连“开后门”也说不上，因为，按清科举条例，在会试中被同考官上荐的，不中贡士也自然获得“教谕”资格，据张謇日记载，他第一次会试就已经“注选教谕”。至于张謇的才干，翁说“若得此君以为长，必能海邦为邹鲁”（按，“邹鲁”指孔孟家乡），盛说“以季直之才学，实堪膺此”，张謇确实在崇明当了两年书院山长，直至下一届考中状元的甲午年（1894）。

四

此张、翁、盛三信，可谓风格迥异，今从尺牍、函札文化的角度，稍作分析。张謇年纪最小，一八五三年生人，当时仅是举人；盛昱是一八五○年生人，一八八○年进士，清宗室，时任国子监祭酒；翁同龢是一八三○年生，咸丰状元，同、光两代帝师，人称常熟相国（启文“中堂”）。三人地位差别极大。而张謇致盛昱的信最直率，甚至略带调侃与怨诽。这里，可看出张謇与盛昱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张謇在光绪十一年顺天乡试前结识盛昱，关系极佳，在国子监报到试中，考试第二天盛昱就告诉张謇取其第一名的消息。张謇乡试入场，盛昱送场“馈食物”，张謇中南元后不久，日记记载“为意园（按，为盛昱园名，犹斋名）拟陈朝鲜事”，即撰述奏章，连续三天。光绪二十六年盛昱逝世后，张謇在家立牌位而祭祀之。因此，张謇与盛昱的关系是“年相若、道相似的‘亦师亦友’”；用盛昱信上的话说，“兄（自称）与季直最洽”，所以，张致盛的信能这样直率。

再说翁盛两信，作为书画鉴赏大家的启功先生，在公布此两札时，已有对比简评：

家藏翁松禅相国、盛意园祭酒致先曾祖玉岑公二札。翁楷书凝重，墨痕如漆，乃经意之作。与归田后烂漫之笔不同。盛以淡墨疾书，跌宕潇洒，以见其人。

“楷书凝重，墨痕如漆”，正是明清馆阁体要求，体现撰写者的恭敬与“经意”；启功果然是书画鉴赏大家，通过墨迹、字体，已把人物性格净尽展现。

溥良生于一八五四年，一八八○年考中进士；而翁同龢在一八八○年前，必然已是多届顺天乡试、礼部会试的考官，启功口述说溥良是翁氏门生，绝非虚言。而翁同龢为爱徒张謇，信之抬头称溥良为“大宗师”，竟自称为“生”，着实放低身段，谦恭之态，跃然纸上。翁信的行文，也极为经意。“旌节来吴，江山生色”，是说溥良来江苏任学政，如钦差大人持节遥临。盛昱的抬头称呼即是实打实的“姻弟”，信中、署名均自称为兄，自然随和很多，这是由两人同是皇室后裔又是姻亲关系的身份决定的。特别是，将他人转述的“大呼……此张季直卷……得之矣”，其放达之性格，如现目前。

翁、盛两信对认知封建社会科场内幕是有积极意义的。翁同龢的“目迷五色，不知遗却几许隽才”一句，客观反映出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并不“公平、公正”，因“目迷五色”而“遗贤”“遗珠”的现象时有发生。—而言外之意所“暗示”的是，在以后的科考中可关注而补救。而盛昱的信，则有声有色地直接披露翁同龢伙同副主考以及十八房同考满考场寻找张謇试卷，当然透露出背离了科考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情状；刘可毅未去朝鲜，而故意冒写“历箕子之封”而中会元（会试第一），又反映出他人（张謇意指曾任江苏学政的清流黄体芳）预先告知刘可毅本届翁同龢作主考必取张謇的内幕……这些都侧面反映出科举考试的种种流弊。

五

关于张謇与溥良的关系，也值得交代与说明。

自从溥良应允张謇出任崇明的学官以后，张、溥之间还有过多次交往，张謇日记中均有记载。

在“三信辗转”的次年，光绪十九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张謇日记记载：“诣溥学使，说海门增学额事。”张謇为自己家乡海门增加“学额”奔走，是分外事，表明与溥良的关系已经相当良好。五日后的十七日有“见溥学使讯”语，当是溥良对增加海门学额一事的回复。

又后一年之光绪二十年甲午，因慈禧六十开恩科试，那年的二月十四日，张謇日记载有“重写岘帅(刘坤一)启，溥侍郎讯”，此虽在考试前一个月，却与科考无关。因为，溥良之子毓隆也应会试，他须回避，连同考的资格都不会有；同时，他也在为儿子找门路，怎会顾及张謇呢？再说，张謇考中状元以后，有一个时间是拜谢座师、房师等相关官员朋友，张謇日记中都有记述，其中并未提及溥良。

那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有“复溥侍郎讯”、八月十五日有“知十三日平壤战讯，先是马玉昆战小胜，嗣欲据一冈阜，日兵大至，乃互有损伤云。又闻法人助日。与溥侍郎讯”。这些都与科考事无涉，说明张謇与溥良有良好的关系，交流诸如有关甲午战争当战还是当和的政见。

溥良的年纪比张謇还小一岁，启功先生所述溥良因是江苏学政而“张謇出于溥良门下”，也是揣测之词。省学政的衔头固然很高，须在侍郎、京堂、翰林、科道等官并是进士出身者中简派，与巡抚是同一品级的，而京师所在直隶省与江南省的学政还需高派，溥良即是侍郎而高派者。但是，其职责主要对象是生员（秀才），主持各府州县岁试、科试、优贡生试、推荐府州县学的教谕、山长事宜，乡试的主副考是朝廷委派，学政无权干预。溥良任江苏学政是光绪十八年左右，朝廷限定，每省学政，只任一届三年。而张謇早在光绪十一年的顺天乡试中考中南元，告别生员的阶层，与溥良无交集；因此，启功先生所说张謇出于溥良门下，是不正确的。

人事成代谢，往昔化云烟；尘封的残纸，飘忽的轶闻，一如吉光片羽，后人犹得拂尘抉隐，不使湮没，不使残失。凡此种种，不尽是饭后茶余的谈资，抑或是浩瀚的历史文化海洋中的一朵浪花。

注释从略 文章来源 徐乃为，张謇科考故事摭谈——读《启功口述历史》，《书城》，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