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主张，“今宜于各省设工政局”“每年出口易销之土货，加工精造之，扩充之，以广其销；进口多销的洋货，则加工创仿之，以敌其入。”只有这样才能为“立国自强”奠定物质基础。张謇对当时中国花巨资进口洋货而无国货出口，导致收支不平衡而深感痛心。

张謇提出，在对外贸易中若要进行公平交易而不被洋人操纵，应建立专门机构，专职研究、统一管理，一致对外。为了把南通的绣织品销出去，张謇建立了绣织公司，在上海设立了海外贸易部，并在美国纽约设立了分公司，南通广生油厂的棉籽粕就经上海销往日本，南通复兴面粉厂加工生产的面粉还经此销往东南亚各国。

为了适应“自欧战停后，世界商战在中国”这一形势，张謇还积极筹设商埠，拓展通商口岸。1906年，他通过清政府将南通的天生港自辟为商埠。出任农商总长后，他不但亲自担任沪淞商埠督办，而且还承担了开辟北方八区、长江流域和沿海边陲地区商埠的任务，为中国同世界的贸易创造条件。一是开设北方八区商埠，分别对张家口和归化等八地区进行调查并同意开设商埠，促进了我国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开辟长江两岸商埠，汉口、南京的下关与浦口、宜昌等商埠在张謇的积极支持下批文速办；三是推进沿海与边陲地区筹办商埠。张謇在农商总长任上共筹设了20余处商埠，并划分辖区，建立筹备机构，明确责任人，“始由传统保守之路”，走上了“与外货竞争”的出口之道。

发展对外贸易，关键是提高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货进口只抽5%的正税、2.5%的子口税，即可在全国通行。为此，张謇主张改革税厘，重新对税负进行调整，有的应加、有的要减。他说：“运销外洋草帽辫、地席两项，减半征收税银，通花边绸、通花绸中绸、通花夏布、发织髻网、蜜汁果品五项，无论运销何处，所有出口及复进口各税，一律暂行免征”。张謇的这些主张均得到了批准，张謇很有兴味地说：“所减免之额，不过数百万或至千万，而商人苦病乃大减，实业上之进步，乃大有希望”。

1914年9月张謇给大总统呈请减免土布税，凡棉织土布，无论是何种花色种类，所有海关厘金、落地捐等税收一律免除。同年又呈请减免茶叶出口税，1915年再次呈请减免七种自制品的出口税。从而减轻了企业的税负，增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的竞争力。

由于我国度量衡的旧制种类繁多，在进出口对外贸易中交换双方十分不便。张謇在任农商总长后，认真研究，努力改制度量衡，逐步与国际接轨。民国初年国内币制状况紊乱，市场流通的各类货币多种多样，张謇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 “改革币制”的动议，后经国务会议讨论，采纳张謇的建议，决定采用银本位制，颁布《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

质量和信誉，是对外贸易的基础和生命。张謇在实践中也深谙此道。当张謇发现我国外销茶叶因质量低劣而影响出口额时，随即将“茶叶销数，日形减退”的情况上书政府，请予整顿，并拟具了整顿茶业办法，制定了《茶叶检查条例》，在上海、汉口、福州等销茶地点设立茶叶检查所，“其纯净者，分别等级，盖用合格印证”，对茶质优异者，奖励其种茶户及茶商，以资鼓励，对质量粗劣的茶叶，盖有不合格印证，禁止买卖，令其交纳罚金，以资惩戒。

张謇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隙缝中，为我国近代对外贸易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制定了合理、有效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