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0日，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罗一民受邀出席常熟政协讲堂，并做主旨演讲《张謇与翁同龢情深义重》。
南通市政协副主席、张謇企业家学院院长单晓鸣，常熟市政协主席沈晓东，南通市委统战部一级调研员、张謇企业家学院副院长王虎出席。张謇企业家学院特聘研究员、特聘教师和张謇研究相关专家学者以及常熟市政协、工商联、图书馆，翁同龢研究会等相关人员参会。活动由常熟市政协副主席金健峰主持。
张謇企业家学院特此刊发主旨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谈起“晚清七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历史，及其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救国、强国而奋斗的志士仁人，不能不说到当时的两个江苏籍状元翁同龢与张謇，以及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情谊。
一、翁同龢提挈张謇
翁同龢1830年出生于江苏常熟（苏州），在1856年（26岁时）状元及第，后为同治和光绪的“两代帝师”及中枢大臣。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南通），在1894年（41岁时）考中状元，后为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者。翁同龢大张謇23岁，比张謇早中状元38年（他中状元时张謇仅3岁）。虽然如此，由于种种因缘际会，还是让他们结缘深交，并共同在晚清历史上谱写了士林佳话和政坛美谈。
翁同龢在光绪元年就受命为皇宫“授读”，并两度任军机大臣，是光绪“眷倚尤重”的帝师枢臣。同时，他还是一心革新内政、抵御外侮的“南派清流”首领。为了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翁同龢一直关注并设法网罗天下（特别是江南）士子才俊。
早在1879年，翁同龢就开始垂青于祖籍常熟的张謇。当时张謇虽然连举人也不是，但由于在庆军当幕僚，帮吴长庆治军理事（特别是平叛朝鲜壬午内乱），显示了卓越的学识和突出的才干，颇有声望。他所撰写的《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东征事略》《朝鲜善后六策》等，颇受朝野各方瞩目和称赞。特别是关于先下手“规复”朝鲜、琉球的策论，更是令人称道。当时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赞其“执事声势久已倾动一时”。正因如此，翁同龢在写给吴长庆的信函中，常不同寻常地附笔问候张謇（“公与幕府笔，问询辄书尾”）。1879年夏，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南派清流首领的吏部侍郎夏同善，作为官员考核的主考官，将张謇录取为吏部科试第一名。
1885年，张謇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获南元（南方考生第一名、全体考生第二名），其主考考官就是翁同龢和潘祖荫。应试期间，翁曾专程去张謇住处看望（两人第一次会面），翁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謇，南通人，名士也，年卅三。”试后，张謇“为常熟师作《乡试録后序》”。从此，翁与张正式形成师生关系。
在往后的十年间，张謇一共参加了五次会试，翁同龢每一次都给予极大的关注与扶持，但前四次都阴差阳错，未能如愿（主要是因为将别人的卷子误认为是张謇所写）。若干年后，吴汝伦曾在写给张謇的信中，披露了翁同龢暗中帮张謇录取而不果的经过：“尚书（翁）于足下有国士之知，无锡孙君以误得售（被误认为是张謇而被录取），尚书深以为恨，拒而不见。”
最有意思的是张謇在1892年的第四次会试中的种种故事。当时，张謇应试充分，信心满满，志在必得，翁同龢也吸取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事先做好各种准备，要有关各方细心配合，一定将张謇的卷子看准并高分录取。谁知又是造化弄人，弄巧成拙，张謇再一次与“进士”擦肩而过。当时有一武进考生刘可毅故意在试卷中冒写“厉箕子之封”（商末箕子封地朝鲜），而使翁同龢及其他一众考官误认为该卷为张謇所作无疑，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张謇才有在朝鲜工作的经历。结果，常州刘某榜上有名，张謇却名落孙山。张謇在日记中愤愤然说道：“己丑为无锡孙叔和所冒，今又为武进人冒顶，可谓与常州有缘（当时无锡、武进均为常州府所辖）。
1894年的恩科会试，是张謇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试。这次会试中，主考官翁同龢使出浑身解数，竭力将张謇推上了“状元”宝座。除了事前的指导、点拨以外，在考评和录取过程中，翁同龢也是不遗余力。在翁的关照下，张謇先是被录取为第六十名贡士，后，张謇被礼部侍郎初定为第十一名，无缘入围，“常熟师改第十”。在随后的殿试中，翁同龢要收卷官坐等张謇交卷，直接将卷子交给自己，并对张謇的殿试卷评价极高：“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同时，斡旋于八大考官之间，力荐张謇为殿试第一名，并在光绪面前称赞：“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高中状元，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追求，翁同龢也为自己、为国家成就了最好的人才。中了状元的张謇，被授以翰林院修撰，成了贴近皇帝身边的正式文官，也成了翁同龢的政坛圈内人。
毫无疑问，翁同龢是张謇一生中最关键的恩人、贵人。若没有翁尽心尽力的提携，张就不可能在年过不惑后科考折桂，也就不可能凭着“状元”桂冠指点江山，纵横政坛商海。作为一个毫无显赫社会背景的农家子弟，张謇能开创性地谱写丰功伟绩，起始条件就是有了翁的提携。
二、张謇辅佐翁同龢
中了状元的张謇，对翁同龢很感恩，并准备以实际行动报恩。他深知翁同龢奖掖提挈自己，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在治国理政方面助老师一臂之力。更何况，他与老师本来就在救国、卫国、强国方面，具有较为一致的理念和思路。因此，张謇决心在政坛上全力辅佐翁同龢，为国家尽一份心，为老师尽一份情，为自己尽一份责。
一是在甲午风云中力挺翁同龢，为主战派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围绕是战是和这一关键问题，清王朝形成了以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和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两派争论和斗争得很厉害。张謇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方，为老师翁同龢出谋划策乃至冲锋陷阵。
由于张謇有着在朝鲜从事军事、外交工作（包括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亲身经历，而且回国十多年一直以日本为敌手研究各种对策，因而主战派骨干十分看重他的意见，倚重他的才干。1894年的六月至十月，翁同龢连写9封信，向张謇咨询中日朝三国关系，以及讨论中国应争取的军事和外交策略。当年6月4日，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6月7日张就致函翁，提出出兵朝鲜、分兵扰日、终止中日贸易等建议。6月下旬，日军不宣而战后，张即提醒翁关注台湾防务，并派人送去两张珍藏的朝鲜地图。据《张謇全集》所载，仅在1894年七月至八月，张謇围绕中日问题，“上翁同龢书”就有20件。六月底之前，主要是建议启用爱国将领，加强战备，准备对日宣战。七月一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后，主要是建议拨款增购铁甲兵舰，派舰船进援驻朝陆军，加强渤海防务，防备日军偷袭。八月以后，随着战事失利和政争尖锐，力主罢黜主和派首领李鸿章，起用已闲置十年的恭亲王奕䜣。
九月初，在奕䜣被起用后，张謇上奏折《推原祸防范未来请去北洋折》。他从“先事、临事、事外、事中”四个方面，抨击李鸿章不仅一贯主和卖国，而且还一贯以昏聩败坏和局，并郑重提出了他与翁同龢一起商议的“另简重臣，以战求和”八字方针。
九月十三日晚，预感败局已定，张謇连夜拜访翁同龢，“危言耸论，声泪交下”。第二天，按照翁同龢的授意，张謇召集主战派骨干商议时局与对策，并于九月十六日上书翁同龢，报告集议结果。当天，张謇突然接到父亲病亡的消息，只得于十九日匆匆离京返乡。翁同龢在送别信中悲伤地说道：“此别未知何日相见，……日来心思甚劣。”
二是身在江湖，心忧天下，与翁同龢同频共振。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国家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民众深感奇耻大辱。1895年三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式签订。得此消息，身在老家南通丁忧的张謇，愤然在日记中抄录“和约十款”，悲痛欲绝地哀叹：“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他甚至在祭奠亡父时还不忘责备自己无力挽回败局：“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锄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无可逭也。”
而此时的翁同龢虽然身在庙堂，但与身在江湖的张謇一样，对甲午惨败痛心疾首，无可奈何。他悔恨交加地说道：“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才略太短，无以仰赞”，“恨不能碎首以报”。为此，他呈递了《自请为甲午战败罢职疏》。考虑到他的忠诚奉公，以及久任户部尚书的经验，为了理财和经济建设，朝廷不仅没有将他免职，反而任命他为总理衙门大臣。担此大任，他一方面应对筹措甲午赔款、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口等外交问题，一方面图谋重振国内经济建设及内政改良，“深以旧法实不足恃”。
张謇虽远离京城，却时时关注国家时政方针，并及时顺应老师翁同龢的种种治国之策。在外交内政问题上，他除了发表与老师相一致的观点言论外，还按照曾是南派清流骨干的张之洞的意见，在家乡创办中国最早的现代纺织企业，走上了实业报国的道路。他还结合自己的从商实践和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向翁同龢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他在《农工商标本急策》中提议：商务亟宜实办，实办之计有三：一定法，二筹款，三定捐税；工务亟宜开导，开导计一为各省开劝工会提倡鼓励，二为派大员博采各省精巧之器，并选挈名商慧工参加巴黎博览会，察视各国好尚风俗，以便推广制造；农务亟宜振兴，主要是鼓励开荒垦植。
三是积极支持翁同龢维新变法，成为翁同龢的重要谋士和得力助手。甲午战争后，除了日本多方侵略中国，西方列强亦趁机强行划分在华“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狂潮。在此生存危亡之际，光绪与翁同龢决定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1898年的大年初三，翁同龢亲自听取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关于变法的详细陈议。翁随即将康的意见转报光绪。光绪便命康有为条陈所见，并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自此，戊戌变法序幕徐徐展开。
1898年闰三月，就在“百日维新”呼之欲出之际，张謇在去上海与维新派人士文廷成、郑孝旭、郑观应等会谈，对维新问题形成了基本看法，然后回京到翰林院销假复职。四月二十三日，光绪正式诏定国是，宣布变法。两天后，又亲自召见康有为，谕令康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参赞行政，专折奏事。
张謇既满腔热忱，又老成持重，在“百日维新”前后，特别是在最关键、最紧张的日子里，常与翁同龢彻夜长谈，共商大计。按照翁的说法是："盖无所不谈矣"。按照张的说法是："与虞山谈至苦"。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光绪搞变法维新主要是听翁同龢的，而翁同龢又主要是听张謇的。张和翁都认为“非变法无以图强”，但反对“激烈雷霆式”剧变，主张“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
实际上，翁和张都是老成持重的改良主义者，他们既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关于力主光绪协掌全权，全力推进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变革的基本主张，但又不赞成康、梁的急躁冒进的做法，用张謇的话说，就是"余与康梁是群而不党"，并曾劝"勿轻举"。翁既不同于康梁，甚至于也不同于后来几乎全盘接受康梁意见的光绪。
在"百日维新"的第四天，被慈禧所忌恨，又为光绪所不满的翁同龢，突然被御令开缺回籍，这令张謇等帝党分子大为惊诧，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张骞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虞山开缺回籍之旨……所系甚重，忧心京京，朝局自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
四月二十八日，就在翁同龢前往宫廷，向光绪叩头拜别的那天，北京城南士大夫人心惶惶。所谓"城南"，历来是南方籍京官及清流文士宴饮雅集议论朝政之处，最能反映士大夫的心理情绪。第二天，张謇"恭诣乾清宫引见，瞻仰圣颜，神采凋索，退出宫门，潸然欲泣。"
张謇既为皇帝和国家的命运担忧，也为翁同龢及自身的安危担心。见完皇帝的第二天，他便以《论语》中宁武子智愚得当、进退自如的故事，"晦语劝公（翁同龢）速行"，离京避祸。
宁武子是春秋时卫国的大夫，曾在卫文公、卫成公时期辅政十多年。在辅政前期，国家政通人和，他便竭尽所能，大有作为；辅政后期，君昏国衰，他便装傻守拙，但又坚守朝中，以待时机为国出力。孔子认为他那种聪明或许有人赶得上，但那种愚笨却无人能赶得上。因此，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张謇在这里说宁武子的故事，显然是希望老师也能像宁武子一样，虽然心中的信念和理想要始终坚守，但行动上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聪明便聪明，该愚笨便愚笨。
为了与老师同进退，张謇在劝说翁同龢南归的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愚不可及"的既避祸又坚守其志的道路——回家乡大搞实业。就在他到翰林院和吏部听旨正式复职的第二天，他便以"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借口，再度向翰林院请假，并坚辞孙家鼐奏派他的京师大学堂教习职务。当天晚上便急忙离开北京，去塘沽乘船直奔故里。
当年八月初，慈禧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罢黜帝党，捉拿康梁等维新派，斩首"六君子"。远在南通的张謇既为自己逃过一劫而庆幸，又深感惊恐和焦虑。如同翁同龢一样："身在江湖，心悬魏阙，亦战栗罔知所措也。"
三、张謇与翁同龢的不了情
戊戌变法失败后，翁同龢开缺回籍被“编管”，张謇照样对老师一往情深，关照有加。翁回到常熟虞山后，张即奉诗一首：“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潜绝孤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此诗的前几句描绘了翁同龢在政坛上如履薄冰、腹背受敌的境况，劝慰老师安然返乡，享受田园风光；最后一句“七年前约故应温”，回顾了自己七年前科考落第归乡的往事，一方面感念老师恩情，一方面表示要与老师甘苦共尝。
1898年底，在张謇等人的资助下，翁同龢在常熟祖茔旁兴建新宅“瓶隐庐”。此宅原为翁氏族人祭祀祖先和看守祖墓所用，兴建后为翁同龢晚年所居。翁给新居取名“瓶庐”，为寓守口如瓶之意。并在大门贴有自定的五规：不赴宴会、不管闲事、不应笔墨、不作荐书、不见生客僧道。自称"五不居士"。
自翁同龢1898年开缺回籍至1904年去世的七年中，张謇曾多次驾舟过江看望恩师，并供送银钱衣物等。1903年八月，翁同龢连书两信给张謇表示谢忱，其中说到：“承惠银元二百，面见颜拜受。悠悠四海，唯真相知者知我空贫耳！新稻及粟、鱼干、百合，一一奉领。”“百岁酒正思配制，承惠适如所欲，椒鸡异味，平生未尝，山药、百合，此间所产迥不如江北，得之可以卒岁，珍感不尽。”同时，翁还在《张季子荷锄图》上，为张謇写了一首诗《简张季直》：“平生张季直，忠孝本诗书。每饭常忧国，无言亦起予。雄才能敛抑，至计岂迂疏。一水分南北，怜君独荷锄。”从这里既可以看出张对翁的情谊，又可看出翁对张的赞赏，特别是“怜君独荷锄”一句，充分表达了翁对张特立独行开辟新事业的爱怜之情。
翁同龢与张謇既是科场师生，又是政坛盟友。他们既情投意合，又志同道合。即使在翁开缺回乡后，他们还共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经常商议时事政治。1899年底，翁同龢得知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开机出纱，欣然为之题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1901年4月，在庚子之乱发生、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光绪西奔后，翁同龢与前来常熟探访的张謇“深谈时局”，忧心不已。五月三十日，《东南互保约款》签订后，积极促成这一约款的张謇，专门向翁同龢通报了“东南互保”情况，两人在伤时感事的同时，均对东南一带免遭战乱侵袭，甚感欣慰。
1904年五月十八日，积极主张“君主立宪”的张謇前往常熟翁宅探望病情时，还与翁同龢深谈立宪问题。张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与松禅老人谈两次，颇及宪法，老人极赞成。”三天后（二十一日），翁同龢临终前口述自题挽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上联说明自己一生都在追求正道，无怨无悔；下联通过曾子临终前交代弟子的故事，要后生们传承衣钵，有所作为。翁指名要张代书此联，说明他把张看作是最器重的弟子和事业传承人。据说，1904年7月，74岁的翁老在归道山前，向身边的亲属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与尔曹弹。"并口授遗疏：深望光绪帝励精图治，振兴中国，并委托张謇代书陈奏。不久，翁同龢病故，张謇为其送行，极尽弟子之礼。
翁同龢去世后，张謇深情作一挽联：“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世不足论矣，岂真有党锢传，或者期之野获篇。”上联将翁同龢与嘉庆朝帝师朱珪（清嘉庆朝体仁阁大学士朱珪，其生于顺天府大兴县故称“朱大兴”）和光绪朝帝师李鸿藻对比，为翁死后连谥号也没有，深表遗憾；下联借《后汉书.党锢列传》和《万历野获编》说事，为翁同龢晚年被禁出仕、且生平事迹官史不彰、只能见诸民间野史，深表不平。
翁同龢去世后，张謇与翁家后人仍多有往来，并一起努力，推动为翁同龢平反昭雪。最终，经张之洞、端方等提议，1909年（宣统元年），翁同龢被诏复原官，追谥“文恭”。
翁同龢在日记中有五十多次提到张謇，翁去世后，张看了日记，将其中提及到自己的内容都认真抄录下来。1921年，年近古稀的张謇专程跨江去常熟，拜谒翁同龢墓地，并出资重新修建墓庐。之前，他还抱病写下了长诗《奉呈常熟尚书四首》：
这首诗满怀深情地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恩、敬佩、同情、缅怀。
也就是在那一年，张謇在南通长江边的马鞍山修建望虞楼，以便随时登楼眺望长江南岸的虞山，抒发对翁同龢的不尽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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