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企业家学院

张謇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的实业和教育活动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洋溢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

一

他搞实业、办教育，其目的旨在于救中国。张在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中说：“通州之设纱厂，为张謇投身实业之始。光绪二十一年乙末，中日事定……謇愚不自量，念普鲁士之报法，毕士马克归功于教育，欲兴教育赤手空拳，不先兴实业，则上阻旁挠，下复塞之，更无凭籍……九十月往来通州海门上海招商劝导……议设纱厂于通州。”

张謇在回顾通海垦牧公司创办史时说：垦牧公司系光绪二十七年冬开办，其时“马关约成，国势日蹙……非人民有知识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然非先兴实业，则教育无所资以措手。”

张謇办轮运事业也是受到外资入侵刺激的结果。张在请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呈里说：“上海滨临黄浦一带……除招商局各码头外，其余尽为东西洋商捷足先得……每见汽船帆舶往来如织，而本国徽帜反寥落可数，用为愤概，……值此日俄战事未定，外人观望之际，若不急起直追，我先自办，将来终为他族所有，因此……约结同志，筹集开办经费，……购定地基，建筑船步，并造栈房……接续订购轮船……自开航路……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

张謇办银行亦是为了抵制外国势力的入侵。他说：“本年一月有外人托人介绍，欲来通海设立银行，组织堆栈，大有利用我金融枯槁，进而握我实业权之势，时势至此，而尚不急自谋，恐人之起而代我谋也。与其人代我谋而受制于人，何如早自为谋，而亦足以杜人之觊觎，爱不自量，倡为通海实业根本计划，设实业银行于南通”。

张謇在请保护提倡实业呈商部文中历述其所办实业后说：“职本里儒，家承寒素，愤中国利权之外溢，思以绵力自保其方隅。”。

处在清末民初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加紧入侵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许多中国人都在寻求救国富国之道。广大农民群众曾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以求驱逐外敌，救我中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维新派志士、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或企图通过变法革新政治，或以武力推翻腐朽的封建政府，建立民国，发展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富强起来。张謇则企图借资本家之力，兴办教育和实业，以达救国之目的。张是一个爱国的实业家。张与许多买办资本家以及官僚资本家不同，他是立足于本国，依靠组织本国的人力物力来发展实业的。张謇从事实业二十余年，组织各种公司，如纺织、盐垦等，以数十计，资本总额达三千余万元，没有一点外资外股参加。辛亥前他对张之洞打算借外债一千万元兴办丝厂和纱厂的计划，也颇有疑虑，很不赞成。

张謇并不盲目排外。他是一个虚心并善于学习外国先进事物的人。为了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他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经营方式。他高度赞扬西方使用机器产生的巨大生产力，主张学习利用并自制之。他说“泰西以工贵利用机械，一机械所成，小者当人工数十……今中国兴工业而不用机械，是欲驱跛鳖以竞千里之逸足也。用机械而不求自制，是欲终古受成于人，处第三位至于五六七位，……往尝请改上海制造局为商厂，制造一切农工机械，附设一完全高等工艺学校，以造就工科机械化学染陶酿冶船舶之材……拟就傍近纱油面厂之唐闸，建一铁工制造厂，备置农工诸器，以便有志农工业者求之。”

张謇对于日本的侵略是反对的，但这并不妨碍向其学习先进技术。以改良制盐技术为例，张曾精心考察日本盐场而效法之：“光绪二十九年，发起人徐君显民，罗君叔蕴等购吕四旧垣建立公司，謇在日本闻讯，即挈一皮包，与王君惕斋遍访盐田在所，乘汽车更迭上下，走六昼夜，考查其法，归告发起人，发起人公推謇为经理。乃为延日人仿造盐田。”

通海垦牧公司也是“兼采东西洋各国种植畜牧之法，以昌农学。”

张謇更注意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组织。通海垦牧公司“仿泰西公司集资堤之，俾垦与牧。……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张謇是首先把公司的组织形式引进到中国农业中来的。过去虽有人按公司的形式办过工矿交通，但尚未有人在中国办过农垦公司，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等人虽曾提议办农垦公司，但并未付诸实行，当时虽有极个别关于办农垦公司的报道，但或规模极小，或旋起旋灭，而唯有通海垦牧公司规模宏大，长期存在和发展。张还采用公司的形式办起了工厂、交通、金融等。张在为保护提倡实业呈商部文中大声疾呼，希望政府保护公司的发展：“如各省府州县绅民有能兴一公司者，必应许其随时自陈利病，为之提倡保护，予以实验，庶民间之风气易开，中国之利权能保。”

张謇在辛亥革命前夕(宣统3年)，尤其是在民国政府任职期间，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外资以振兴实业的主张。利用外资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向外国借款，二是办中外合资企业。他批驳“动曰借债亡国”的论调说：“为崛起后进，欲谋专业，苦于徒手，暂货诸人，他日业成而永久，收入之款，支抵有期限之债务外，其所得且倍蓰，则振兴之机，宁不赖外资之过渡？故世界各国之兴大利，除大害，无一不借外债。亡不亡，视用债与还债之属于生利抑耗利？而不在于借不借也。”(《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他也反对不考虑偿还能力，不用于“生利”的那种借款。他在《实业宣言》中说：“外债可借……用于生利可，用于分利不可。”张提出借外债时应“条约正当，权限分明”、“不可丧主权，不可涉国际”和“欲达借款之的，必先筹还债之方”等正确原则(《张季子九录》)。

张謇还提出了“聘用西人”的主张并实行之。在他所办的工厂企业、学校和医疗机构中，慎重地引进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外国科技人员、教师和医生，作技术指导，而不让他们掌握经营管理大权。

张謇在经济上是一个改革者。他破旧立新、兴利除弊，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建树。他说：“中国今日振兴实业要在标本兼顾。顾标之道在整顿，顾本之道在改良。整顿则首宜渐去其弊以完本意可行之旧，改良则首宜试验所合，以发众目有征之新”(请保护提倡实业致商部文)。盐业是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他在经办同仁泰盐业公司时，曾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改良。“整顿之第一事曰筹草”，“其第二事曰增场添灰”，“其第三事曰恤丁”；“改良之第一事曰试仿日本盐田”，“其第二事曰聚煎”，“其第三事日板晒”(同仁泰盐业公司丙午年说略)。

二

张謇在办实业方面具有战略眼光。他注意研究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注意其均衡协调配套发展。他认识到“教育实业相维”，他指出：“兴教育必资于实业，故籍通海棉产，先从事于纺织，然不事农，广植棉无以厚自给之力”(垦牧乡志)。

在农业方面，张謇主张农牧林渔兼顾，综合发展。他在通州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说：“将畜牧列在种青之后，种棉豆粟麦之前，畜牧所遗之肥料，既可粪地，畜牧所卖之利息又可浚渠，先择地千亩试办，每一堤成，种青一二年，即将牧场移入，又一二年后移入续成堤内，以次递移，五堤皆周，则散牧于堤渠之间，其堤脚渠唇，遍植桐桕，奇零之地，兼事林业，务使本利循环相生，故垦与牧兼办。”张对于渔业也很重视，他在为渔业事致江督书中写道：“公领南洋，渔业设能发达，亦未尝不可为公万一之助，……一切实业仗公经纬，况渔业之尤有关系者耶！”

张謇不但重视生产，也很重视交通运输。为了运送原材料和产品，张兴办运输公司。他在大生轮船公司通沪合股事略中写道：“因大生纱厂陆续购运料物之不便，而议租朱葆三之济安小轮，因需有特别之标帜而改名大生”。

张謇对于发展商业也颇关注。他在《复李外部述商部属办商会及丝茶大公司书》中说：“为商部计，宜先择旧商业中之大者，若盐，若木，若丝，若茶，先谕令尽易公司之名而许其自陈利害，许其保护之。令凡商业皆自立会，……又于已立商会已成公司者，俾实享保护之利益……，商会公司之益果行，将见商会与公司接踵而兴。”

张謇把金融事业视为发展实业之根本，他在淮海实业银行开幕演说中说：诸君若能“本余创办大生厂之精神，以从事银行事业，将来自能发达”。

张謇是“通海实业界的领袖”，他创办经营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这里。张“以通州人经营通州一方之实业，八年之中，立大小公司者十”(复李外部述商部属办商会及丝茶大公司书)。但张并不排斥，而是欢迎外地人投资于他所经营的企业的。张“创办实业，只冀其事之成，初无党派省界及个人权力私见，所经营之各公司，何党何省，悉任投资。下走兄弟所入，或仅百分之一二。事不必自我成，权不必自我操……群策合力，相与有成，岂惟一人之幸。”(声明大陆制铁公司内容之通电)打仗要有根据地，办实业从事商战，也需有立脚点，张的这种做法历史证明是可行的。

三

张謇从其实践经验中认识到，人材是事业成败的关键：“营业一道，胜败无常，视其人之精力如何，乃可觇其业之效力所至。”因此，他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以造就人材。他办实业是为发展教育事业提供经费等物质条件；教育事业发展了，培养出工程技术、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人材，又为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工厂所在，设纺织专校，养成将来任事之才，工厂可容人见习，为甫营此业者养成实事求是之助，是以建校以来，所收学生，不限一省，来见习者不止一人。”

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第一条即申明，办垦牧是“储通海小学堂经费”，“第二日建本”即把办学校培养人才作为发展垦牧的根本：当通海垦牧公司“兴工筑堤之始，即择千亩之地立农学堂，延日本农科教习，采日本农会章程，斟酌试办，讲求垦牧之事，备公司任用，亦即为他州县储才。”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中也规定：“上学：读书识字人少容易闹事，读书识字人多容易兴家，今一堤内立一小学校，各佃子弟年七八岁至十一二岁，概宜上学四年，习浅近普通学，此后或入农学堂，或入工学堂，或否听便。”

张謇认为，中国商人竞争不过外国是因为“势散”，是因为中国商无专学、商智未开之故：“中国之商不能与外商敌者在势散……知散之害，知不散之利，知散之若何而害，知不散之若何而利，在智，智必若何而能明，在学，有学则有人为之讲公德，讲群理，讲中外商业历史，自然知当聚不当散。”

张謇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突出地表现在，他把经营企业所得的一大笔钱用作文教经费。在大生纱厂股东建议书中，叙述了他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历史，及当时所遇到的问题，请股东们援助，继续推动教育的发展，他说：“请求三厂于自任纺织专校外，代任南通地方教育慈善公益常费。按南通地方教育事项，为农科大学，医学专门、女师范、图书馆、蚕桑讲习所，此五项为每年五万八千四百四十元，慈善事项为医院、残废院、栖流所……公益事项为气象台、博物苑……总计为八万五千零八十元。从前皆謇以所得于厂与所负债与叔兄分任者。去年农医女三校，核减至每月五千六百元，请三厂为任每月五千元，供农医校院女师，不足之六百仍由謇任，而气象台、博物苑、图书馆、蚕桑讲习所每月七百余元，亦仍謇任，不在此列，由謇他处设法。今结至本月计二十余年，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元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元，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余万元。”

张謇提出的用人标准是：“今日用人，不患无用，而患无体。其人果正，则必有忠君爱国之心，有忠君爱国之心，则勤求事理之必于当。其人苟不正，则必无忠君爱国之心，无忠君爱国之心，则矿务有利也，利不在君国，电报有利也，利不在君国，招商局有利也，利不在君国，甚至海军陆军，非所以利也，可以因之为利而害君国为。”(答南皮尚书条陈兴商务改厘捐开银行用人才变习气要旨)张在这里提出了选用人才的两项标准，即体与用，成中国传统所说的德与才，或现在所说的政治与业务(或技术等)。他把“体”放在第一位，而把“用”放在第二位。他的这种提法是正确的，是值得注意的。当然，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对“德”“体”“政治”都有不同的要求，应加以具体分析，而不应任意搬用。

张謇提出的用人之道是“责任专，薪水重，上有纪纲，下无壅隔”。

他在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提出，公司的管理应“分限”：“限有二，一事限：总理一人，经理公司一人，经理工程一人，经理垦务一人，经理牧务一人，经理农学堂一人，遇有关系公司全局之事，则公同会议。一年限：自五堤次第兴至尽数垦熟，约以十年为期，十年以内，公司经理出入费用、本息之事，各股东可以查察议论所办之事，不得干预办事之权。十年后或仍由公司，或分归各股东自理，届时再议。”由此可见，张是主张管理人员要有职有权和分工合作的。

张謇重视规章制度和法律在社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他说：“其地其人既为筹备自治矣，而治其地其人之人必具如何之资格然后当其可？曰：是在知法律……不明公法，无以成立自治之机关，不讲民法，无以组织自治之团体，不研究诉讼法，社会何以得安宁，不陶冶习惯法，风俗何以臻良善，则种种方面之法律，一若为公司之集合体也，然试问公司中人能尽知法律呼？吾有以知其不能也。垦牧堤分为八，治事之处有六，而治其事之人则准事之繁简支配有多寡也。规划大纲，统筹全局，下走任之。然走以一身牺牲于一州一省之社会，不能常驻垦牧，故以监督总帐房分任内外事以代理之。外事散在各堤，监督一人又难兼顾，故凡前成之堤，三十三年冬已订事例，各派管理一人专司其事，然事权虽为划定，而私法正待考求，……若必求人人明私法而后为我用，势固有所未能，为且用且学计，拟自监督以至各堤经理，必先使稍有普通法学之知识，而后观察民风，准诸公理，相与讨论利弊，随时随地分订条例，以期合乎法律之行为，而分任其事者即本已成之条例，切实施行，即不啻习法律矣。如此则以之治地，地必呈能，以之治人，人必就范，而治地治人之人亦常受制于法律，是则法律上认公司为私法法人之私法人，亦即认公事办事人为私法人之代表。吾曰：治地治人必自治治其地其人之人始者。”(垦牧公司第七届说略)他在民初民国政府任职期间，主持制订了许多经济法规。

人总是要老要死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张在老年时非常注意选择其替代者，他在大生厂股东会宣言书中说：“此次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将常会期提前，特集股东，即以常会兼作临时特别会，汇布开创以来二十八年经过之得失，陈说謇不幸生当中国上下不接时代，投身实业所受之困辱，及年力已衰……，须请股东举贤为代……股东投资，志在获利，或不足尽烦股东之思虑，惟求贤为代，则与股东前途之利益有关。所谓贤者，须外审世变内洽地方，不市侩而知市侩之情伪，不工党而知工党之趋向，庶可为股东保不涸之源，置公司于至安之地，必须重劳股东神智，网罗咨访，各罄所知，共征所信而后可，此非开会时仓促所能定，故不能照寻常会场提议事件选举方法之例，特于会前提出，以便诸君详审注意，从容讨论……，一若如此乃贤，不如此非贤，非贤则不可代。”

张謇不但注意培养、选拔和使用工程技术、经营管理人员，选择其替代者，而且很重视保护劳动者发挥其积极性。他在属通海垦牧公司监督转示各堤办事人书中说：“公司与各堤办事人，犹手足之于头目也。齐之以法，尤须洽之以思，惟用法须平，用恩须公，合人情以用法，则平矣，合事理以用恩，则公矣。须为各办事人详告之，不可用专制手段使佃离而他人有长短也。”。他在发展盐业生产中提出要“恤丁”：“丁恃盐为生，盐恃丁而成，天时不应，束手坐困，其强有力者犹可籍捕鱼作工以度日，老弱妇女不能自存者，或贷以钱，或赈粮食，必先保护而后可以干涉，未可坐视，致失感情。”(同仁泰盐业公司丙午年说略)

四

张謇的经营管理思想中有辩证法的因素。他在许多地方反复讲到要居安思危，遇盛而忧等道理。如他说：“仲冬下走至公司，复集在事人于慕畴堂而语之曰：昔年之艰困，今特一转机耳，将来之发达，今特一萌孽耳。勿狃于进步而以为功效已著，勿狃于组合而以为生聚易谋，勿狃于利便而以为食货流通。易者难之因，难者易之果。”(垦牧公司第六届说略)“营业一道，胜败无常，……固不可狃于胜，也不必怵于败。”(大生纺织公司二十年纪念开会词)“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至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告诫实业同人书)“本年大生两厂，适际时会，获利不薄，为开辟以来所仅见，下走则竞竞业业，遇盛而忧，忧极盛之难继，尤忧在事人之侈然而泰人以为功也。须知盈虚消息，天道人道，莫不如此。”(再告实业同人书)

张謇从其实业活动中认识到，难易、胜败、盈亏、进退等等对立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一般人往往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忘乎所以，张则“遇盛而忧”，因为“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胜不骄，败不馁，居安思危，遇盛而忧，始终竞竞业业，是张謇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

五

张容的企业活动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新世界之雏型。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张的功绩首先在于，他创办经营了工农运输金融等数十个各种类型的企业，创造了一个企业集团。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以垦牧公司为例，办公司前后，通海这一地区判若两个世界，请看张的叙述：“营垦牧公司于海上，其时一片荒滩，弥亘极望，仰惟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而已”(题通海垦牧公司界图扇笺)。经过十年建设，面貌大为改观：“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座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

张謇所从事的事业，有示范和开通社会风气的作用：“继垦牧而起者，南通有大有晋……盐垦公司十余。”(垦牧乡志)在通海垦牧公司的影响下，不仅在淮南北，而且在全国许多地区，相继成立了农牧垦殖公司，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兴起。

张謇创办的工、农、医、师范等学校，以及医院、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教育慈善设施，培养出一批早期的工程技术、经营管理人才，并训练出一批技术工人，这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无疑地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张謇对于南通城乡的建设，有十分突出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自不待言。

总之，张謇创办了各种实业和文教事业，并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物质和精神财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虚心学习国内外先进事物的态度和重视人才、致力发展教育事业的思想以及经济管理思想中的科学成份，至今仍有价值，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当然，儒生出身的张謇，他的思想也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例如他的政治活动和主张，有些就不那么进步和高明，对于这些应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具体分析，而不应苛求于前人。

来源丁长清：《张謇经济思想概论》，《南开经济研究》，198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