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企业家学院

2025年12月28日下午，江苏省张謇研究会2025年会员大会暨一届五次理事会在南京召开。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罗一民，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张謇研究会高级顾问朱晓进，省张謇研究会会长管向群，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妙奇，副会长李玉、郑忠等出席会议。

在学术报告环节，由名誉会长罗一民作《张謇的政治观——读张謇<年谱自序>》的学术报告。“张謇与现代化”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张謇的政治观——读张謇<年谱自序>》

罗一民

张謇年近70岁时（1920年）开始修订自己的年谱。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暮年，大概感到来日不多，应抓紧把一生的主要经历以及重要的人生经验和感悟记述下来，因而用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十分认真、细心地完成了“自订年谱”。这实际上也就是从幼儿到70岁的“大事记”。他以自己从22岁时开始记的日记为蓝本，逐年梳理，并与家人、亲友多方磋商、查核，不断修订，最终于1923年（70周岁时）定稿。定稿后，张謇写下了《自订年谱序》。这篇“序”，虽然篇幅不长，但不仅对为何和如何修订年谱做了简要的说明，而且对自己一生的总体概括和评价做出了精到的阐述。如果说，《自订年谱》是张謇的自述自记，那么“年谱”的序，就可以看作是张謇的自评自白。令人惊诧的是，这篇自评自白，完全围绕政治问题展开，包括张謇对自己所经历的政治活动的评述，以及自己政治态度的告白，很像一个政治人物给后人的一个交待。尽管“序”的写法不同寻常，但却充分展示了张謇的政治观，也是真正从根本上了解张謇的珍贵资料。在这里，不妨从译读原文开始，对文稿作一深度解读。

年谱自序

民国十二年（1923）

古人无所谓年谱，有之则后人敬仰前哲，缀缉其言行事迹，参比而为之，无自订者。自订自謇始。謇曷为自订？记一生之忧患示训子孙乎？忧患士之常，非也。记学问乎？学殖薄而无专长，粗窥文字而不足离古人自立，亦非也。记出处乎？本于亲训，夙无宦情，迫而强从，前不足三月，后不过二年，不足记，尤非也。然则曷为自订？夫今之世，非中国上下五千年绝续之会乎！五帝以前，史所不能质言者，吾不敢知。由今日而企五帝之世，其国体为君主，则可断言。嬗民主而开天，尤非今莫属也。惟君主，故更数十年或数百年必有争，争故预其争当其争者，千万人蒙其害，而一二最强伯善争者享其利。利至于无餍足而莫之止，乃复有争；此大较也。民主启于法于美，亦千万人不胜一二人专与争之害而为此制。制此者以减害，以平争，为此善于彼之冀幸，我踵而行之十有四年矣。散一二人之专，为千万人所欲之专，而争如故；合千万人之争，附一二人之争，而争逾甚。其故安在？一国之权犹鹿也，失而散于野则鹿无主，众人皆得而有之而逐之而争以剧，一人捷足而得之则鹿有主，众无所逐而争以定。此虽名法家言，而事实如此，不可诬也。然一人独有众之所欲，得而又私而不善公诸人，则得亦必终失。夫私也，若何而善公诸人？则孟子所谓"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是也。世固不能皆舜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宪法。自清光绪之季革命风炽，而立宪之说以起。立宪所以持私与公之平，纳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至颠覆眩乱者也。主革命者目为助清，清又上疑而下沮，甲唯而乙否，阳是而阴非，徘徊迁延而濒于澌尽。前此迁延徘徊之故，虽下愚亦能窥其微，虽上圣不能警之寤。謇当其间，有一时一地一人一事之见端而动关全局者，往往亲见之，亲闻之。当时以为恨，后时则且以为不足道。然而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百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

乌乎！岂非人哉，岂非天哉！謇年二十有二始有日记，至于七十，历四十有八年，视读古史殆易数姓。此四十八年中，一身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不忍舍弃，撮为《年谱》，立身行己，本末具矣。系日于年，固有事在，以供后之作史而论世之君子，倘亦有所取裁。

《张謇全集》⑥第564页·原据《九录》

张謇《自订年谱序》可口语化翻译如下：

一般来说，古人无所谓年谱，如果说有的话，也就是后人出于对先贤前哲的敬仰，将其言行事迹汇编整理、发挥宣扬而已，并没有自订年谱。有自订年谱，是从我张謇开始的。我为什么要自订年谱呢？是为了记述一生的忧患以告诫子孙吗？亦或是表达读书人通常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呢？不是的。是为了记述自己求学、治学的成效吗？自己学习无长进、学识浅薄，只是粗通文墨，无法超越古人而有所建树，因而也不是为此。是为了记述自己的出仕和隐退吗？本人秉持家训，历来不想当官，迫于形势和人情，勉强在南京临时政府当了不到三个月的官，在北洋政府当了不到两年的官，这些都不值得记述，因而自订年谱更不是为此。然而，我现在自订年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当今之世，正处于中国上下五千年君主时代结束、民主宪政时代开启的交会之际。黄帝等“五帝”以前的历史，因史书没有具体的记载，我不知道确切的情形，但自五帝以来，中国的国体一直是君主制，却可以断定。由君主制演变为民主制，这一开天辟地的变化，正发生在当今时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因为在君主制的情况下，过了几十年或几百年，必有一争。自以为能当君主的人，认为自己争当君主理所当然，而千万民众却蒙受其害，只有一两个称雄称霸的人享其利。由于有着无止境的利益诱惑，不断反复会有人争夺王位，这就是历史的大致情况。民主制开启于法国和美国，因千万民众不甘于承受一二人的专制与争斗之害而创立此种体制。这种民主体制可以减少灾害，平息争斗。行此善举，是民主国家的希望和幸运，我国也跟着学习践行了14年（辛亥革命至1923年）。化一两个专权者私欲，以满足千万人所欲，但依然争斗激烈，变千万人争斗为主，一二人争斗为附，还是更为加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国之权犹鹿也，失而散于野则鹿无主，众人皆得而有之而逐之而争以剧，一人捷足而得之则鹿有主，众无所逐而争以定”。这虽然只是名家和法家的说法，但事实就是如此，不可不信。然而，一个人独占了众人都想占有的欲望，又不能出以公心对待众人，最终仍将失去所得。那么，如何出以公心善待众人呢？这就要像孟子所说的舜禹那样，虽然拥有天下，却不将天下看作是私有的，而是以天下为公。既然世间的人不能成为舜禹，不能像舜禹那样以天下为公，那就不如靠宪法来规范约束当权者。自清光绪年间改革变法，风起云涌，立宪之说也就随之而起。立宪能够平衡公私关系，规范君主与民主的行为，从而使中国亿万民众安于所固有，不至于颠覆动乱。主张变革的人视立宪为帮助清王朝，但清王朝却疑虑重重，犹豫不定，口是心非，从而使立宪变革的机会消失殆尽。这种“迁廷徘徊之故”，虽愚笨的人也能看出些奥妙，虽圣明的人也不能警醒于梦。我在这个过程中，亲历了许多“动关全局”的事，在“当时以为恨”，后来则以为不值一提。然而这些事都足以说明，中国自黄帝以来的五千年君主制终结了，永恒的民主制开始了。

这真令人感叹不已，难道不是人力吗？不是天意吗？我二十二岁开始记日记，至今七十岁，共四十八年，这就像看古史中的朝代更迭，君主易姓。在这四十八年中，关于“忧患、学问、出处”等方面的大事都记录了，但最大的事、最不忍舍弃的事，是“立宪之成毁”，因而重点将立宪的所作所为和来龙去脉“撮为《年谱》”，“以供后之作史而论世之君子，倘亦有所取裁”。

通观张謇《自订年谱序》，结合他一生的主要思想言行考察，不难看出，这篇序充分反映了张謇的政治思想理念，可以说是他的政治观的告白。从中可以看出，张謇是希望通过个人生平事迹记述，反映中国的时代变迁，特别是政治制度由君主制向民主制蜕变的过程和动因，从而表达自己赞成民主政治的立场和态度，并希冀后人感知历史、顺应历史，坚持和弘扬民主政治。

一、政治变革是近代中国强国之本

张謇在《自订年谱序》中，主要谈的是中国政治由君主制向民主制变革的问题，而且《年谱》中所记大事，大多与参加立宪变革有关。为何如此呢？这显然是因为张謇特别看重政治对于强国兴邦的根本性作用。

大家知道，张謇是一位执着而卓越的爱国主义者，他终身的追求，就是如何使中国强盛起来，从而成为现代化的“文明村落”、“新新世界”。为此，他百折不挠地为实现强国理想艰辛奋斗，并进行了多方面全方位的实践探索，包括实业强国、教育强国等。但是，经过多种探索和反复思考，他最终认识到，只有政治变革才是强国的根本途径。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兴办实业（“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但“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由于政治从权力支配、制度设计、政策举措、发展环境等多方面对实业（经济）产生根本性影响，因而掌控了实业的命脉，主导了实业的命运。显然，政治的优劣决定了实业（经济）的兴衰。只有良好的政治，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使国家富强。他认为，“各国宪法不同，其宗旨均归于利国便民，顺人心而施政策，即合众力以图富强。”

如何才能形成良好的政治呢？张謇深刻认识到，只有对政治进行变革，改变传统的不良政治，包括“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商之视官、政猛于虎”，以及“有权位而昏庸者当之”等状况，才能政通人和。而这种政治变革，必须是制度性的根本变革，小修小补已不能奏效。面对晚清危机重重、摇摇欲坠的险情，张謇尖锐而鲜明地指出：“非变革政体不足以系人心而回无命”。在他看来，清廷的封建专制统治已不得人心，违背历史潮流，若不从体制上根本予以变革，中国便无法繁荣昌盛。“政体不变，则虽枝枝节节而为之，终属补葺之一端，无当安危之大计。”

在张謇看来，政治决定了经济发展和人心向背，“政治能趋势于轨道，则百事可为”，政治若不上轨道，则百事不可为。而只有进行体制变革，政治才能走上正轨，从而使各行各业兴旺发达，国家繁荣富强。

二、民主是清末政治变革的根本目标

那么，政治变革究竟如何搞？政治变革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张謇从自身长期从事的政治实践中，以及对世界各国政治状况的分析比较中，得出明确结论：中国政治变革的最终目的和基本方向是实现民主政治——“嬗民主而开天”。

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张謇年轻时既具有浓郁的忠君报国情怀，又具有一定的民本主义思想。他在41岁中状元之前，站在维护清王朝统治和改善民生的立场上，向统治者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改良政治的建议。但这些建议要么不被采纳，要么见效甚微。中状元后，他对政治改良的主张更为鲜明，更为坚定，甚至直接参与了由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倡导、由光绪皇帝和翁同龢主导的戊戌变法。这些主张和行动，以维护清朝统治为前提，希望在君主专治体制框架下，进行适度的政治变革，但依然难以奏效，政治形势越来越令人悲观失望。于是，张謇开始思考谋划如何进行更为有效的政治变革。1901年，他以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名义，撰成《变法平议》，系统提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制度性改革方案，包括在中央设立“议政院”，在地方仿效日本建立“府县议会”等。这篇以民主政治为取向的奏稿，可看作是中国近代早期制度改良的纲领性文本和后续立宪制度雏形设计。

尽管张謇精心起草的《变法平议》不被朝廷看重和采纳，从而使自己“意绪为之顿索”，但毕竟系统发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并标志着自己终于公开站到了锐意改革的新党一边。

张謇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和改革者，除了自身的政治变革探索的经验教训，促使张謇认同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世界各国政治的分析对比。张謇在《自订年谱序》中明确论述道：民主政体开启于法国和美国，是为了消除专制制度的各种害处而构建，可以“减害”、“平争”，使民众幸运地过上安康和谐的生活，我们也应该沿着这个方向努力。1905年的日俄战争，一向被看作是蕞尔小国的日本，打败了貌似强大的沙俄帝国，使张謇认识到，日本获胜的原因，主要不在军事和经济实力，而在于在政治上变封建制为君主立宪制，“一行专制，一行宪政，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这促使他更加坚决而急迫地投身于政治改良运动中去。

国内外的各种实际情况，使张謇充分认识到，民主可以强国利民、国泰民安，确实是一个“好东西”，政治变革应沿着民主的方向，以建立完善的民主政体为根本目标。

三、近代民主的实现要靠立宪

民主固然是一个“好东西”，但要真正实现民主，必须从政治上立规矩、上轨道，否则，便是“鹿散于野”，无可适从。在政治上立规矩、上轨道，就是要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一整套政治法律制度，使国家依法依规行事，不得越雷池一步；使民众安分守己，在法律规范范围内各行其是，自行其便。这就是以“立宪”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体制性安排。从这种意义上说，立宪是民主的根本保障和必由之路，“悠悠万事为此为大”。一心想通过政治变革强国富民的张謇，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一方面大声疾呼要立宪，一方面全力以赴投身立宪运动。他自己一生最看重的事业就是立宪，后人对他政治态度的核心评价也就是立宪。以往《辞海》在“张謇”各目下，只注明了六个字：“立宪派、资本家”。可想而知，“立宪派”已成了张謇身份的最主要标签。他确实是一个以立宪为己任、坚韧不拔追求立宪成功的“立宪派”。

张謇为何对立宪情有独钟，矢志不渝？因为他深刻认识到，立宪可以使统治者约束私欲，像舜禹那样大公无私“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对于民众来说，“立宪所以持私与公之平，纳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致颠覆眩乱者也”。在他看来，封建君主制的最大弊端就是君主家天下、私天下，民众无权利、无公平，社会不安宁，世间不太平。只有建立在立宪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才能消除封建君主制的弊端，规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和相互关系，界定各方的责、权、利，从而使人民安康、社会公平、国家强盛。张謇明确指出，立宪的目的就是“进我人民于参预政权之地，而使之其负国家之责任”。

按照民主政治理论，民主可以使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大众，因而可以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大众的权益和自由。但是，只有宪法才能确立政府的权力来源与边界，确认公民基本权利，并通过分权与程序性安排对权力进行约束，从而真正把民主价值转化为稳定制度的关键步骤。显然，只有通过立宪形成可实施、可监管的宪法机制，才能使民主真正落地。因此，立宪并依宪治国理政，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标志和保障。张謇深谙此道，因此不遗余力地推动立宪，并将立宪活动的成败得失，看作是一生最重要的大事，任何事情都“莫大于立宪之成毁”。他在奋力投身立宪运动时，明确表示，“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

张謇所处的时代，立宪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基本潮流，但立宪可分为共和制和君主立宪两大类。这两类立宪不同点是，共和制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握有实权，君主制国家元首为世袭，但仅履行礼仪性职责（如签署法案、任命首相等），首相才是掌握实权的政府首脑；共和制公民直接选举总统，政治参与度较高，君主立宪制公民通过议会选举，间接影响政府组成和施政；共和制宪法重在划分和规范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权，及政府和具体组织运行条款（如美国宪法修正案），君主立宪制宪法重在确定和限制君主权利，明确议会的主导权和主要职责。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尽管形式上有许多不同，但在本质上却是共同的，即都奉行宪法至上原则、注重权力分立与制衡、公民通过投票参与政治、实行代议制、突出法治与人权保障。

在君主立宪制中，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协定立宪政体”，以英国为代表，各方政治势力（包括君主与贵族、社会不同阶层）通过反复谈判磋商确定大家能共同接受的宪法和政体；一种是“钦定立宪政体”，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君主意见的权重比较大，并以君主“钦定”的形式颁布和实施。张謇在开始时，比较倾向于实行“钦定立宪政体”，特别是主张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实行“钦定立宪”。他在结合中国的国情，分析比较了各国的立宪状况后，得出结论：“中日较近，宜法日；日师于德而参英，宜兼取德英，法美不同，略观其意而已。”

无论立宪的形式有何不同，张謇坚信，立宪是“亿兆人所定之法，则亿兆人所自托命”，是通向民主、进而兴国安民的不二法门。

四、君主立宪可以走向民主共和

张謇本来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并希望仿效日本的君主钦定立宪，为此，他竭尽全力奋斗不止。但严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清王朝已不可救药，其君主并不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囿于自身的利害和见识，并不愿也不敢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推进立宪，以致错过了种种机会，“徘徊迁廷而濒于澌尽”。张謇所代表的立宪派，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断对清廷规劝、请愿，乃至痛心疾首地发出“最后的忠告”，强调“立宪可保国祚”，“国运非收拾人心无可挽回、人心非实行宪法无可收拾”，但执政者依然执迷不悟，于事无补。“自先帝立宪之诏下，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外而疆吏，凡所为违拂舆情、摧抑士气、剥害实业、损失国防之事，专制目视前益剧，无一不与立宪之主旨相反。”最终，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轰垮了不争气的清王朝，也击碎了立宪派的君主立宪梦想。

面对暴力革命成功、民主共和成为历史主流，张謇清醒地认识到，他朝思暮想的君主立宪，已伴随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清王朝垮台，已一去不复返了。辛亥革命“曾未弥月而响应已十二三省，人心决去，不事可知。”这时，张謇感到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民意所向”，即使是解决武昌起义后南北对峙的问题，谋求和平统一，也唯有靠民主共和。他明确指出，“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能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因此，他义无反顾地从君主立宪转向了民主共和。

实际上，张謇由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除了有现实的考量，还是因为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包含着建立宪政、依法治国、制约权利、民主参与等共同因素，符合他的民权、民本思想。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尽管有着种种差别，但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都主张伸张民权、限制官权，实行宪政、依法治国。至于选择哪一种形式，取决于君主统治是否存在。正如他在《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中所言：“是故国民未能脱离君主政府，只有立宪，请求共不可得。既脱离君主政府，只有共和，号召君主立宪不可得，亦国势事实为之也。”

在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中华民国即将诞生时，张謇竭尽全力鼓与呼。针对有些人宣扬中国国民文明程度不高，不宜实行共和的论调，他有力反驳道：“国民程度由一国之政治制造而成”，“有共和政治，然后有共和程度之国民。英法革命，改建共和，皆为反抗压制事实之结果，非先有共和程度而为之也。”所以，共和政体的建立与国民文明程度之高下无关，而是取决于能否脱离君主统治。现在，既然清廷已退位，中国人不再受君主统治，当然要实行民主共和。公开亮明了赞同共和的旗号。1911年11月11日，张謇在致内阁电中指出：“今共和主义之号召，甫及一月，而全国风靡，征之人心，尤为沛然莫遏。激烈急进之人民，至流血以为要求，嗷嗷望治之情，可怜尤复可敬。今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惟北方少数官吏，恋一身之私计，忘全国之大危，尚保持君主立宪主义耳。然此等谬论，举国非之，不能解纷而徒以延祸。”他在转致蒙古各界人士的电文中明确表示：“满清退位，即在目前。共和政府成立，人人平等。……较之坐受满清抑制者，大不相同。……蒙族并居库满人，务各同心协力，一致进行。”为了用象征性的行为表明态度，张謇于1911年12月14日断然剪掉了作为清朝臣民的辫子，表明他与清王朝的彻底决裂，也标志着无保留地转向共和。

张謇顺应历史潮流，由维新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民主共和，这种与时俱进的“多变”，不但没有使他的政治形象失色，反而使他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从而在共和政体的创建中，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他力谏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促成南北战和，帮助革命党人谋划民国初始创建，在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后来的袁世凯北洋政府中担当中坚骨干。有人据此称他为民国的“立国者”和“助产士”。著名社会贤达沈恩孚赋诗赞扬张謇、赵凤昌等人：“共和建国佐群贤，功在清廷逊位前。”

五、清末立宪运动开启政治变革进程

张謇通过一生奔波政治、力争立宪的经历，深刻认识到，立宪成功及君主专制垮台，既靠人为努力，又靠历史机会，“岂非人哉，岂非天哉！”他认为，由君主转向民主，由专制转向立宪，是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是新旧两个时代根本性的对决，处于“上下五千年绝续之会”，必须经过艰辛而持续的努力奋斗。方能实现历史性转型。而当“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民主之运于是始”时，大家仍要为民主共和政体的完善和巩固，而不懈奋斗。他在《自订年谱序》中明确表示，自己要在年谱中重点记述“立宪之成毁”，就是“供后之作史而论世之君子”有所借鉴，实际上也就是让后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更加美好的政治文明奋斗到底。

为了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张謇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就站在维新派一边积极参与。1901年，清王朝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庚子动乱”的刺激下，宣布要实行“新政”，以重整山河，重塑权威。张謇闻风而动，踊跃投身于以君主立宪为主旨的立宪运动。由于他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和出众的政治才干，他很快就成了立宪派的关键骨干和实际领袖。1903年，他访问日本回国后，便编印《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立宪资料呈报朝廷权贵（包括慈禧太后），并上奏朝廷“仿照日本明治变法立誓，先行颁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他还积极联络张之洞、魏光焘等封疆大吏及汤寿潜、赵凤昌等社会名流，共商起草请求立宪奏稿，谋划具体推动立宪举措。当他得知手握重权的袁世凯倾向赞同立宪时，便主动摒弃前嫌，写信与其复交，希望一南一北、一朝一野呼应立宪。他在《拟请立宪奏稿》中明确指出：“朝廷变法自强，屡下明诏，凡百新政，未尝不渐次设施。然政体不变，则虽枝枝节节而为之，终属补葺一端，无当安危之大计。”

在立宪派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下，清政府只得于1905年9月颁布仿预备行宪政谕旨，并于1908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1906年11月，张謇等江浙官绅上层代表人士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工会”，以“奉载上谕立宪，开发绅民政治知识”为宗旨，成为全国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立宪组织。之后，预备立宪公会与江苏咨议局为首的各地咨议局，连续发起了三次早开国会请愿活动。

在立宪政体中，国会和与之相对应的政府责任内阁，是限制君权（官权）、保障民权的实质性机构，是实行立宪的根本性标志。因此，早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就成了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主要的政治诉求和运动目标。1909年11月，张謇、汤寿潜等江浙立宪派组织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齐聚上海，决定以咨议局请愿联合会名义组成了33人早开国会代表团赴京请愿。张謇在《送十六省议员旨阙上书序》中表达了请愿宗旨和不懈努力的决心，“但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我负人民也。即使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也就是说，我们尽匹夫之责，拯救国家于覆亡危险之中，尽诚请愿。若请愿得准，则是国家的福气，若请愿不得准，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请下去，直至无穷无尽。我们不相信朝廷会忍心辜负人民的诚心。即使到了我们尽到了最后努力而愿望终未达到，从而国家有了灭顶之灾，我们也要让后代知道我们这一代的人没有辜负国家，并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国家即使灭绝了，也终有复苏的一天。由此可见，张謇对推动立宪是何等的执着，何等的奋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希望后代民众像愚公移山那样，立宪不成，奋斗不已。

张謇在亲自起草的请愿活动纲领性文件《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的意见书》中，竭力规劝执政者，面临十分危急的政治形势，应有紧迫感，不能再按九年预备期的计划不急不忙地搞立宪，否则，就是听任国家被烈火吞噬，“何异揖让而救焚”。针对革命愈演愈烈，民众越来越失望冷漠，“一二激烈之士，将以为国家负我，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和平之士，将以为义务既尽，淡然入袖手旁观之列”。他强烈建议朝廷应明降谕旨：“声明国事艰危，朝廷亟欲与人民共图政事，同享治安，定以宣统三年（1911年）召集国会”，并从速建立责任内阁。这反映了张謇欲救大厦于将倾的良苦用心，清廷若按计宣布于1911年召开国会，或许其统治不会马上被革命推翻。

后来，历经清王朝的百般阻挠和打压，张謇及立宪派屡挫屡战，越战越勇，多次发起全国性的早开国会运动，终于迫使清廷于1910年10月宣布，提前三年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预行组织内阁。在张謇看来，若立宪运动能够成功，中国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现代政治文明轨道，实现其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强国理想。可惜，历史最终没有给予这样的机会。时隔不久，风靡一时的温和政治改良运动就被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所取代。对此，张謇既深表遗憾，又为立宪运动及自己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深感自豪。因此，他才认为自己一生之功过成败，“莫大于立宪之成毁”。

辛亥革命发生时，经过短暂的抵触、“惶怵”，张謇即认识到，清王朝已不可救药，君主立宪已绝无可能（“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燃，聋虫不能聪，狂夫不能智”），便毅然决然转向了民主共和阵营。他于11月6日，打电报给正在奉命攻打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他“趋于共和”，尽快与南方革命派达成协议，确立共和政体。他并致信铁良、张人骏等军政大员，劝他们放弃武装反抗。他还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共和派的斗争。他与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一起策划指挥了攻打南京的战斗，并提供经费和酒肉等慰劳品。在汉阳失守、武昌危在旦夕的情况下，起义军成功攻占南京，突显革命党人的实力和地位，迫使袁世凯尽早转向南北议和，逼迫清廷退位，同时也促使纷争不已的独立各省代表，一致赞同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选举临时大总统，建立临时政府。

在南北议和及共和国初创期间，张謇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政治智慧，做了大量促进工作。1912年12月下旬，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张謇即与之晤谈，共商国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张謇即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为民主共和政权初建尽责尽力，贡献良多。

综上所述，张謇政治观的核心思想，可用强国、变革、民主、立宪、共和、奋斗几个关键词概括。从爱国主义出发的强国追求，促使张謇坚定不移地主张政治变革；政治变革的主旨是将传统的君主制变为现代的民主制；实现民主的关键在于以立宪定国体；立宪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定会走向共和；民主共和乃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顺则昌，逆则亡；我们这代人已经为民主共和奋斗尽责了，后人必须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奋斗。这就是张謇在《自订年谱序》中，要表达的政治思想基本脉络和根本政治态度。这也反映了他作《年谱》的主要目的：将自己一生经历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态度与作为记录在案，以警示和引导后人，“供后之作史而论世之君子，倘亦有所取裁”。

总之，张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思考、探索和实践无疑是极其可贵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新政、民主立宪等各种救国方案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都没有能够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的目标。张謇生前也曾无限感慨地说道：“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正如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的：“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正是由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从此走上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张謇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探索中，身处君主制向民主制转型的历史阶段，其对“立宪之成毁”的执着、对“民主共和大势”的敏锐洞察，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了历史镜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根本遵循，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链条机制。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创新基层民主实践形式，拓宽协商民主渠道，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