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企业家学院

严复认为，实业教育的要点就在于学以致用，这就要求学生既要勤奋学习，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要亲自投身于实业，以实践经历打磨自身。“必其人受益于学堂者十之四，收效于阅历者十之六”，之后才能成为实业家。

张謇同样强调要做到“人皆有学，学皆务实。”在各类实业学校的开办过程中，张謇常常会建立与之匹配的实习场所。

作为身处同一时代，但背景和经历却有所不同的两名教育家，严复和张謇的实业教育思想在大方向上颇为一致，而于细节处却又不尽相同。两人都认为应当革新人们关于实业教育的观念，并提高实业教育的普及程度，又都各自提出过相似的实业教育教学理念。

近代中国的西学启蒙者严复和“实业之父”张謇不约而同地将教育视为救国救民的根本良方。在教育这一大范围之中，两人又都以实业教育为重点。严复认为，“然则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固当以实业教育为最急之务”，张謇亦将教育和实业视为互为支撑、难以拆分的关系，指出“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通过比较两人的实业教育思想，既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以思想家著称的严复和以实业家著称的张謇在思维方式上的异同，也可以为当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启示。

一、同工异曲的实业教育观念革新

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科举未废，“舍士无学”的传统观念依然大行其道，农、工、商等职业的地位较为低下。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即便新式学堂得以兴办，亦是难以吸引学生入学。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业教育，就必然要改变人们旧有的教育观念，给予接受实业教育的学生以充足奖励。对于奖励的方法，严复和张謇都没有拘泥于迂腐的传统说教方式，而是充分考虑到物质财富、社会地位对于人的重要性。严复认为，“夫人生贫贱，固为苦劳，固富贵有道，则豪杰勉之。此虽不足尽教育之义，而其义亦为教育所赅，不可抹杀。”张謇同样指出，“富贵利达之思，盖生人有知觉后，被社会薰染而成之公例。”

因此，二人均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入手，认为一来要给予接受实业教育的学生以相应的名位和物质奖励，二来更要使其认识到实业教育的可贵。然而综合来看，两人的最终目的和大体途径虽然极其相似，但落实到具体的实施方法时，却是有所分歧的。

首先是就名位给予和物质奖励的方面而言。严复认为，接受实业教育并学成毕业的学生应被授予名位，但是其获得的名位应当与从事政治之人的所获名位区分开来，自成体系。“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但如此一来，从事政治之人所获取的名位是有实际官职相对应的，“人自能贵而取之”；从事农、工、商之人所获取的名位却是全新设立的，并未被社会广泛承认。愿意为了获取这种新名位而接受实业教育的人，岂不是会非常稀少？对此严复答道，“不知名位之称，本无一定……今即任专门之学之人，自由于农、工、商之事，则国家优其体制，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

张謇虽然同样主张授予接受实业教育的学生以名位，但体现在其所倡议的具体做法上时，是与严复不尽相同的。首先是在1901年写就的《变法平议》中，他并不赞同另立体系，而是认为应该先以现有科举体系下的名位授予实业教育毕业生，并对此做出了详细规划。“凡历小学校至府州县寻常中学校毕业者，宜给凭证，作为生员；其中学校之师范高等分数多者，作为贡生；由是而文者，历专门学校文、法、理、学、农、医科毕业者，宜给凭证，作为举人；又历大学院文、法、理、农、工医科毕业者，宜给凭证，作为进士。其专科中之专科分数至多者为学士。”张謇指出，在科举制度的选拔方式之下，一名学生就算入学极早，又天资过人，若想要成为进士、都司，亦要花费十七、八年的时间和超出千元的金钱，更何况绝大多数人都无法从考试中脱颖而出。因此，授予接受实业教育的学生以举人、进士等出身，能有效鼓励科考失利的学子转投学堂教育之中。除此之外，张謇还提出，各级官吏之中“凡专任一职者”，应当被授予“自辟僚属之权”，即允许他们先对专门学堂毕业的学生进行出身考察，再上报朝堂，对专门学堂毕业生予以任用。

伴随着兴办新学的呼声愈发激烈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张謇又在1910年的《答教育总会问学部考试奖励名目议》中指出，“科举未停以前，欲士人之移而向于科学也，则以科举所重名目诱之。所谓权也。”但如今科举既然已经废除，就不应当再以原有的生贡等名目奖励学员，否则容易让人心中仍然存有对科举制度的念想，阻碍实业教育发展。张謇提出，可以仿照《礼记·王制》中的规章，“凡高等小学毕业得奖者，可名秀士。中学毕业得奖者，可名选士。高等或专科毕业得奖者，可名学士；其最优者名造士。大学毕业得奖者，可名博士；其最优者名进士。”

其次是就提高人们对于实业教育的心理认同感的方面而言。严复从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入手，论述了实业教育的重要价值。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当知一己所操，内之有以赡家，外之有以利国，实生人最贵之业。”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知此学为中国现今最急之务。果使四百兆实业进步，将优胜富强，可以操券；而风俗民行，亦可望日进于文明。”每每言至激动之处，严复还会以古今中外名人为例，鼓舞学生们克服困难，努力治学。他指出，“盖言禹之功，不过能平水土，俾民奠居而已；言稷之功，不过教民稼穑，免其阻饥而已。”而实业倘若能够蓬勃发展，就可以凭借精巧的工艺把“生货”加工成“熟货”，从而为国家广开财源，让全国百姓得以衣食无忧，其功效比之禹、稷可称得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比如英国的瓦德、法拉第和大斐这样的实业家，如果仅仅通过金钱就可以换得，“则英国虽人以兆金为价，其为廉犹粪土耳。”

相较于严复，张謇更加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偏重于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实业教育的价值。1903年，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作开校演说，指出“国者民之积，民之中各有一身在焉。国弱望亏，其害之究竟，直中于人人之一身。”并直言道，中国祖上虽然有黄帝、尧、舜这般英明的君王，但其后代却萎靡不振，甚至于被一些人视为奴隶，这无疑是巨大的耻辱。而要想一雪国耻，根本方法就是普及教育。教育普及，实业便能得到源源不断的人才输送，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张謇向学生们发出呼吁，“诸君诸君，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肩上各自担起。”假如实业教育真能够“扩而日新”，那么“岂惟下走之幸，亦诸君之荣也。” 次年，张謇又在师范学校第二学年的开学式上谈及日俄战争一事，指出“国势艰危，比去年更甚。日俄之战，无论孰胜孰负，祸终萃于我国。”然而却只有极少数国民对此有所意识。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民智不开，公理不明。他告诫学生，在此情形之下更应当勤学奋进，以普及教育、救国救民为己任。

二、各有侧重的实业教育普及途径

关于实业教育的内涵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境况，严复曾如此评价：“……实业教育者，专门之教育也。专门教育，固继普通教育而后施，不幸吾国往者舍科举而外，且无教育。”严复同时还指出，在科举制度之下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一旦考取功名不成，其在数学、物理等普通知识上的水平“蒙蒙然与六七龄孩稚同科”，更不能指望其在实业发展上有所帮助。面对这样的局面，张謇认为，“必无人不学而后有可用之人，必无学不专而后有可用之学。”严复也指出，“鄙见此时学务，所亟求者，宜在普及。”由此可见，两人均把寻找普及实业教育的途径作为当务之急。

综合严复和张謇所提出的实业教育普及途径可以看出，二人的想法有相同亦有不同。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十分认可从普通教育延伸至实业教育这一路径。并且结合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状况，两人都认为应当按照从低等到高等的次序，迅速设立新式学堂，普及普通教育。张謇指出，“专科之始，尤重普通”“……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

1902年，张謇主持开办了通州师范学校，此后又投资设立多所初、高等小学以及中学。此外，针对初等小学普及程度不够，教学成果欠佳的问题，张謇还向学部上书，指出应当通过移除部分晦涩难懂的国文科目，来缩短初等小学教育年限。这样一来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二来能够避免有些学生因为学制过长，交不起学费而选择退学。

严复同样认为，从实际情况出发，中小学堂的普通教育如要得以普及，“其程度不得不取其极低，经费亦必为其极廉。而教员必用其最易得者。”如此一来，再命令十岁以上的孩童必须入学，教之以简单的读书写字、加减乘除。即便师资有限，学生资质平庸，普通教育亦能得到有效普及。他还批评一部分教育家，“不言学堂则已，一言学堂，则一切形式必悉备而后快。夫形式悉备，岂不甚佳，而无如其人与财之交不逮。”

而不同之处在于，严复主要从理论层面出发，尤为重视“物理科学”对国民心习的改造，及其对于实业教育而言的基础性作用。严复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曾提到，论及为学之道，“第一步则须为玄学”。所谓玄学，主要指逻辑学和数学。但玄学过于精微抽象，专事玄学就难免出现“心德偏而智不完”的问题。因此，接下来就要“以玄着学”，即学习物理化学。“力质学明，然后知因果之相待。”之后再将所学公理进一步细化，学习天文、地理、生理学等。而以上所言，皆是强调“炼心积智”，即实现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上的转变。在此基础之上，方才可以从事实业类的“专门之学”。“至如农学、兵学、御舟、机器、医药、矿务，则专门之至溢者，随有遭遇而为之可耳。”

严复认为，欧美诸国能够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实现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实业的日益精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格致之功”方面远超中国。而所谓“格致之功”，就是指经由“物理科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尚实”的思维方式。他同时还以举例证明的方式，指出“物理科学”是实业发展的本源动力，亦是从事实业之人所不得不学的课程。“交通之用则必资舟车，而轮船铁路，非汽不行，汽则力学之事也。地不爱宝，必由农矿之学，有地质，有动植，有化学，有力学，缺一则其事不成。他若织染冶酿，事事皆资化学……惟是实业既精之后，执工之子，非经教育则耗折随之。而当事之人，不经教育者，无论矣。”在1906年发表的《实业教育》一文中，严复再次指出，中国实业的发展之所以举步维艰，从大体上归纳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不知机器之用，与不明物理与化学也。”因此，在开展实业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更不能忽视“物理科学”知识的基础性作用。

相比于严复，张謇则主要从实践层面出发，强调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实际状况和需求，对教育方式进行调整。在张謇的实业教育体系之下，接受实业教育的途径其实有两条：一者是先接受普通教育，再接受实业教育；二者是先接受有针对性的专门教育，再接受同一领域的、更加深入的实业教育。因此，除了致力于普通教育学校的建设外，张謇还按照从低等到高等的次序，开办了一系列专门的实业教育学校。

张謇认为，“一艺之末，学必有师”，并且“教育为实业之母，师范为教育之母。”因此，在铺设实业教育的基础方面，师范学校的建设和与之对应的实业教员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謇在其所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的课程上做出了安排，将“农艺化学”作为学校开设的三门“随意科”之一。如果有愿意学习的学生，则“于习本科第四年读兼习科之译书，第五年由本校延专科教习。”

同时，张謇还在1902年颁布的《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将“实业知识”作为教育大纲的重点，指出在师范教育之中，“奖劝实业”应当被作为主要章程之一。1910年11月，张謇又代表江苏教育总会向提学司上书，请求成立实业教员讲习所。他在上书中表示，省内的实业学堂之所以没能按计划得以建立，不光是由于经费缺乏，更是因为缺少实业教员。“无实业教员，而欲骤责以兴办各项实业之学堂，无源之泉，冀其四达，固亦心知其难。”眼下唯有立即着手设立实业教员讲习所，待有教员毕业，实业学堂也就得以逐次兴办。

除此之外，张謇还根据各省、府、州、县的实际状况及需要，分门别类地逐级设立了初等、中等和高等实业学堂。以张謇十分重视的纺织业为例，从建立蚕桑织染讲习所，到纺织专门学校，再到升格为普通高校，并开设纺织专业，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教育体系。针对此前教育所难以普及到的群体，张謇又有针对性地设立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狼山盲哑学校、唐闸艺徒豫教学校等。总体来说，张謇所开设的学校层次井然，覆盖群体广泛，学科门类多样，有效地提升了实业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三、大同小异的实业教育教学理念

在实业教育的教学理念方面，严复和张謇的观点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其相同之处在于，首先，二人都主张在开展实业教育的过程中应当把理论讲授和实际操作结合。严复认为，实业教育的要点就在于学以致用，这就要求学生既要勤奋学习，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要亲自投身于实业，以实践经历打磨自身。他还着重强调了实践的作用，“必其人受益于学堂者十之四，收效于阅历者十之六”，之后才能成为实业家。张謇同样强调要做到“人皆有学，学皆务实。”在各类实业学校的开办过程中，张謇常常会建立与之匹配的实习场所，例如在农业学校附近开办农场，在师范学校周边设立小学等。

再者，严复和张謇都认为学生应该根据自身的天赋秉性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专业，学校的专业设立和教学方式也应当充分考虑到学生的需求，要尽可能地做到因材施教。严复将人的心性分为“思理”和“感情”两方面，认为教育虽然应该力求做到兼顾对二者的熏陶，但因为每个人的天性不同，实际上善于从事的行业便也是不同的。张謇则表示，学生应该根据自身的爱好“习一艺而专之”，根据自身的实际能力“习一事而勤之”。

尽管在大方向上相当一致，但若细察严复和张謇在教学理念上的见解，依然可以发现不同之处，即严复更加注重实业教育教学的前沿性，并提出高层次教育的重点应当从“教”转向“学”，而张謇则更加注重教学模式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

这一区别首先体现在严复和张謇对外语教学的不同看法上。严复曾反复强调外语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西方的实业发达程度已经超出中国甚远，即便中国以正确的方法大力推行实业教育，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国家依然会是实业发展的主导者，是理论知识和应用技术革新的领路人。严复故而提出，对于具备一定知识基础的学生，在开展实业教育时“断然必以西文传习”。

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实业教育领域的图书、教材缺少译本，并且因为这类书籍所涉甚广，彼时中国又缺少翻译类人才，倒不如以外语传习更加方便；其次是若想了解西方实业领域的最新进展，依靠翻译是不可能实现的，唯有通晓外语，才能及时掌握前沿知识。严复还指出，即便是西方人同样“常兼拉丁、英、法、德诸文，其用意即亦如是，此治实业基础之大略也。”

张謇虽然同样视外语为实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开设的多所实业学校中设立了英语课程，但他认为以当时的国民文化水平而言，“若望学生熟悉各国语言，能直接各外国教员听讲各科学，殆非十数年后不可。”因此，不同于严复，张謇认为只有在各地分门别类地设立译书机构，并聘请优秀译者对国外相关书籍进行翻译，才能解决实业教育的燃眉之急。等到各个学科的书籍翻译工作有所成效，再进一步追求同西方先进的理论技术接轨。

除此之外，严复认为，接受中学以上程度教育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智育基础，因此应当着重培养他们的求知欲望和自主学习能力。如此一来，面对“进步日殊”的物理科学和实业知识，才不至于出现“讲者虽博，而所未讲者固无由知；示者虽多，而所未示者固末由能也”[37]的情况。严复进而提出，就智育方面而言，中学及以下程度的学校应有教科书，高等学校则不必使用教科书，由教师对课程内容进行斟酌，再自行规划讲授即可。他还认为彼时日本由学部颁定一切教科书的做法不利于教科书内容的更新和变通，从长远来看是弊大于利的。

和严复不同的是，张謇明确提出过应该效法日本设立文部，统一对全国学校的各方面事务做出规定和管控，并且从小学堂到高等学校均应按次第编辑教科书。张謇认为，当时的中国教育水平普遍薄弱，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开展目的和教育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因此，当务之急是要确保全国学校能够按照一个共同的总体规章，朝向一致、秩序井然地开展教学，避免出现“无目的之教育”。实业教育的前沿性固然重要，却也要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操之过急只会使实业教育的开展变得混乱无方，难出成效。

四、结语

总体来说，严复在实业教育领域的理论成果颇丰，教育理念堪称先进，并且体系严整，具有一定的激进性；张謇则是更多地投身于实践，其教育理念也多是从学校的规章制度以及课程的安排设计上侧面体现出来的。张謇的教育理念虽然不像严复一般明晰规整，但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

通过总结和比较两人的实业教育思想，也可以为当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启示。

第一，要转变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旧有观念。不可否认的是，现下社会上仍有一部分人对职业教育心存偏见，认为职业教育发展受限，只有综合素质较差的群体才会接受职业教育。这样的观念无疑会对职业教育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对此，政府应当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把职业教育对国家、人民的价值广而告之；另一方面更要从实际着手，切实提高接受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质量，从根本上提高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可程度。

第二，应当兼顾职业教育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当前，我国在职业教育的普及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职业教育院校数量十分可观，并且专业设置趋于多样化和前沿化。但另一方面，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高度却是十分有限的，师资和教学质量都亟待提高，培养出的高水平技术人才在数量上难以填补产业发展需求。为改变这一现状，应当着手于推动职普融合，在充分尊重学生意愿的前提下，为职业教育引进更多优质生源。此外，还应当以政府为主导，提高职业教育院校的综合科研及教学水平，为学生提供深造的平台。

第三，在确保学生理论知识基础足够扎实的前提下，职业教育的重心应当逐渐从“教”转换到“学”。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思考能力为目的，探索构建全新的教学模式。同时，更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把理论讲授和实际操作对接，力求把学生培养成为品行端正、能力出众的应用型人才。

注释从略。来源：王伟民刘大勇，严复与张謇实业教育思想之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