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以来，特朗普掀起了举世震惊的“对等关税”冲击波，犹如“彗星撞地球”。
“股神”沃伦·巴菲特说，这等同于“战争行为”。特朗普盟友、华尔街重量级人物比尔·阿克曼说，这是“经济核战争”，“美国走向一个自我引发的经济核冬天”。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发出警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典型的全球货币、政治与地缘秩序的系统性瓦解，这类瓦解每一代人只会遇到一次，通常会以经济大萧条、内战、世界大战等形式表现出来。
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在我们眼前爆炸。
关税战的底层逻辑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是一场持久战，现在仍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此次关税冲击波也只是刚刚拉开序幕。
由于中国选择了硬刚，再加上欧盟的助攻——欧盟于4月9日通过了对美征收25%报复性关税议案，美国上演了股债汇三杀，加之民怨沸腾，特朗普不得不把刚刚出台的“对等关税”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特朗普以关税为武器向全球宣战，中国第一个挺身而出，成为反霸凌的精神领袖，欧洲、澳洲、日韩等很多国家的网友为中国点赞。德国《明镜》周刊直言：“中国成了自由贸易守护者，美国却像输急眼的赌徒”。
中美博弈好比是两个最强壮的大块头之间的超重量级职业拳赛，不仅比拳头有多硬，更在于抗击打能力有多强，比的是谁先撑不住。
在此轮关税战的第一轮较量中，美国来势汹汹，中国是人狠话不多，说了句“奉陪到底”，然后就开始硬刚：摆好拳架，稳住脚根，没有躲闪，用额头顶回几拳，稳如泰山，于是对手心虚了。
特朗普执意采取“休克疗法”，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由于头顶有“三座大山”——债务危机压顶、内部矛盾激化和国家安全焦虑。
1）第一座大山：债务危机压顶。
制造业是税收大户，70年代以来的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税源流失，再加上金融财团和科技资本通过全球外包等方式避税，导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扩大。2024年，美国国债高达36万亿美元，年度利息支出超过1.1万亿美元，到2025年底国债将逼近38万亿美元。
近年来美国朝野正在形成一种共识，认为美国遭受了来自制造业大国的不平等竞争，对全球化和WTO制度极为不满。特朗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主义者”，早在1990年代他就在电视栏目中谈论过：应当改变美国的贸易失衡，应当把关税作为武器。
2）第二座大山：内部矛盾激化。
美国社会已经分裂为“全球化美国”和“本土化美国”两个极端对立的美国。
美国内部分配严重失衡，代表全球化势力的金融财团与科技资本赚得盆满钵满，本土的产业工人、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沦为失意者。这导致左翼与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间争权夺利不择手段，到了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地步。
在经典的民主与法治失效之后，强人政治趁机填补了权力真空。大权在握的特朗普从7年前的政治素人摇身一变成了“美利坚凯撒”。
特朗普为了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获胜，巩固中西部铁锈地带的票仓，孤注一掷地祭出了“对等关税”大招。
3）第三座大山：国家安全焦虑。
90年代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全球大力推行贸易自由，放弃了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通过输出技术和美元潮汐来攫取暴利。直到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并开始向高科技进军，美国丧失了安全感。在经历了疫情、俄乌冲突之后，美国重新审视其供应链的脆弱性，决心“去中国化”。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特朗普试图通过关税来推动全球供应链重组，重振美国的半导体和装备制造业等战略产业，并胁迫盟友一起对华技术封锁，延缓中国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崛起。
米兰201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获博士学位，在2020年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担任过财政部经济政策高级顾问，参与了疫情期间的税收政策制定。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米兰被提名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直接参与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
米兰2024年11月撰写的报告《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为特朗普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米兰认为，由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即“特里芬难题”），导致强势美元效应，使美国付出了贸易逆差扩大、制造业长期衰退的代价。中国加入WTO后的十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锐减约五百万，这关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米兰认为，美国承担了过多国际安全成本，而盟友并未分摊相应义务。米兰在前不久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为全球提供了两项“公共产品”，一是军事保障，二是美元体系，为此承担巨大成本，而盟友却“搭便车”。
米兰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先关税，后汇率，再安全工具”三级政策工具，重构有利于美国的全球贸易体系。其要点是：
首先是把关税武器化。将美国平均关税从2%提升至20%-50%；设置“友邦-中立国-对手”分级体系，实施不同的关税政策，对战略对手实施惩罚性关税。
其次是干预汇率。推动美元适度贬值20%，效仿1985年《广场协议》，迫使多国联合抛售美元，促进制造业回流；针对利率上升问题，他建议鼓励全球央行将持有的短期国债置换成超长期国债，比如100年期的、不可交易且无息的“世纪债券”。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政府原有债务的变相违约。
最后是安全捆绑。通过“海湖庄园协议”向盟友施压，以北约军费（GDP占比3.5%）为门槛，对未达标国家加征5%-10%关税；对华技术封锁，要求扩大半导体进口并限制数字贸易自主权。
与特朗普一样，米兰是一个“美国主义者”、“关税狂热者”。其“理论”一经推出就受到质疑。对特朗普来说，理论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只要符合他的政治理念就行。
不管是关税战也好，还是贸易战也好，中国肯定会蒙受巨大的损失，但终局是中国必胜。
从综合实力来看，中国有着14亿人口的超级大市场、全球规模最大且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工程师红利、先进的基础设施、巨大的战略纵深，等等。综合实力就是经济韧性，就是抗打击能力。
大战略更是中国的长板。中国的战略目标清晰而坚定，一张蓝图画到底、有很好的连续性，新型举国体制聚焦关键领域攻坚克难，全国上下同心凝心聚力无比团结，这些都是美国无法比拟的。
而且，中国手里有不少牌可打。比如：对中重稀土实施出口管制，打击美国的军工和半导体产业链；对美国大豆、棉花等农产品实施精准打击，这也是特朗普的票仓；效仿欧盟，限制美国金融和科技公司的服务贸易出口；大力推广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替代美元主导的SWIFT系统；打好股市保卫战，国家队资金出手、险资和社保基金入市增持、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增持回购……
美国本来是有大战略的，但自从中国加入WTO之后，就再也没见到美国有什么大战略。追溯到尼克松时期的中美建交，以及二战时期罗斯福当政的美国，都是有出色的大战略的，而如今的美国，可以说“大战略已死”。
特朗普缺乏战略思维，短视、随意、个人英雄主义、刚愎自用、简单粗暴、极端情绪化，和我国历史上的楚霸王项羽很类似。
特朗普发动关税战，应该说是蓄谋已久，但并无深谋远虑。孙子所说的“庙算”，在他那里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特朗普恐怕是没有认真掂量过：能否真的承担得起关税战的代价。
远的且不说，就拿俄乌冲突来说，由于美西方与俄罗斯脱钩断链，已引发系统性经济冲击，俄罗斯的天然气、小麦、化肥、重要金属与特种气体等供应链中断，导致市场动荡、全球通胀，加剧了一些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的危机，并使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退维谷。
仅仅是与俄罗斯的脱钩断链，就已造成如此之后果，遑论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脱钩断链，那将是美国也是世界经济根本无法承受之重。
1. 从“自由贸易”到“对等贸易”：美国谋求的新规则
特朗普所谓的“对等关税”其实是“对等贸易”，也就是我买你多少东西，你也得买我多少东西。比如，越南即使把对美国的关税降到零，特朗普也不会满意。
关税战的本质是规则之战。特朗普掀翻牌桌，颠覆了由美国一手创建的多边的自由贸易规则，重新建立一套单边主义的“对等贸易”的规则。
18世纪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和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奠定了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英国是最早践行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设计和推动下，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1995年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世界的单极中心，引领全球进入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
然而，作为自由贸易核心的WTO也存在内部矛盾。WTO建立多边贸易规则，注重降低关税，但无法降低各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产业而施行的隐形关税，如经济补贴、贸易壁垒、汇率操作、资本管制等。WTO促进了资本和商品的全球流通，但无力解决全球化精英与本土劳动者之间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
由于中国加入WTO之后迅猛崛起，带动了全球的多极化，形成与美国分庭抗礼之势，这令美国难以接受，于是美国谋求重建一套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单极强权主导下的“双边贸易体系”。
就在“对等关税”出台的前两天，3月3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了《2025年国家贸易估算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的三大“制度性问题”：数字壁垒、国企补贴、监管不透明。
该报告称：中国严重限制了美国科技公司、SaaS服务商在华的数字贸易，构成非关税壁垒；中国限制外资进入稀土开采、农业生物技术研发、云计算等领域；中国通过政府引导基金、税收优惠等方式向新能源车、半导体等战略产业提供巨额补贴，扭曲全球市场；中国对国有企业在能源、通信、金融等领域的资源倾斜和补贴，构成了不对称竞争。
未来，由美国推行的对等贸易和由中国继续引领的自由贸易，将成为全球并行的两大系统，二者相生相克，对等贸易不可能一统天下，而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中美进一步脱钩，未来将形成两大平行体系，两大体系有一定交集，但相对独立，犹如并行且交织的“两个太阳系”。
中美无法彻底脱钩，但脱钩在加速，并将在今后多年一直持续下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战略性竞争对手”，2018年挑起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开始了针对中国的“全面战略竞争”。从此，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
中美两极脱钩、双轨竞争，将形成“美国服从圈”与“中国合作圈”。
美国把中国排除在外，拉拢盟友重构供应链网络与贸易体系，企图联手遏制中国。美国会根据“远近亲疏”，设计一个“三六九等”分级的歧视性的关税体系，将中国置于待遇最差的位置。
有人把美国关税战面对的国家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欧盟为核心的西方国家，第二类是加拿大、墨西哥，第三类是日本、韩国、越南、印度、中国台湾等，第四类是其他国家，第五类是中国。
中国也在通过RCEP、“一带一路”、金砖机制等重构“非美贸易网络”。
从对中国的重要程度来说，首先是东盟、欧盟、日韩等重要市场，其次是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中东、中亚等资源型国家，然后是其他国家。
在新的形势下，对中国来说，周边国家的战略价值正在进一步凸显。
4月8日至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4月中旬，总书记在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进行了国事访问。
中国正在构建“去美国化”的物流体系。比如通过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物流网络，绕过美国主导的海运体系。2024年中欧班列开行1.9万列、发送207万标箱、货物贸易额22.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9%、13%，成为稳定供应链的关键。
有网友调侃：美国和中国，都想活成对方的样子。美国是消费大国，要补生产大国的短板；中国是生产大国，要补消费大国的短板。
至少在十年前，中国就应该推动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战略转型。直到这次关税冲击波，大家才彻底警醒。因而，从长远来看，关税冲击波未必是坏事。正是由于“特朗普倒逼效应”，才使我们痛下决心，不再依赖美国市场，迫使我们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型。
多年以来，我们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投资拉动、出口拉动、制造业拉动，是我们最顺手的发展路径，惯性很强，延续到今天，造成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地方债高企、居民超额储蓄、内需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我国正在开启第四轮增长范式——“科技创新+消费”拉动的增长范式。
中国经济增长范式经历了四次变迁：2001年加入WTO，是“出口+投资”拉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是“房地产+互联网”拉动；2020下半年至今，是“出口+制造业”拉动；从2025年开始，将是“科技创新+消费”拉动。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中国之前四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以开放促改革，改革被开放推着走。现在面临的考验，是能否大力深化改革，通过改革释放出新动能、新活力、新空间，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的重要标志，一看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二看居民收入的提高，让我们拭目以待。
2021年以来，断崖式的“地产大收缩”拖累经济下行，触发了“通缩螺旋”。
2024年9月26日政治局会议表示“正视困难”，发生了极不寻常的政策转向：祭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其核心是中央政府加杠杆。
2024年12月9日政治局会议再次释放政策强音：“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稳住楼市股市”，“稳外贸稳外资”。
面对此次关税战冲击波，是时候放大招进行更大力度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了。
正如赵燕菁教授在《资本市场才是中美贸易战的主战场》一文中所建议的：“中国应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短时间里救活房地产、保住地方债、拉升股市，迅速扩大所有市场主体的债务端。中央政府应当作为市场上最后的贷款人，通过大举发行国债拉动整个经济债务端的扩张。”
美国向右，中国向左。美国在引领逆全球化，中国在引领新型全球化。
中国企业出海将全面提速。出海的新趋势将是：在区域上更加多元化（分散化），从产品和产能出海到区域深耕和经营生态，从单打独斗出海到抱团出海、产业链协同出海。
在未来的新格局中，中国不再是全球产业链上的“世界工厂”，而将成为规则制定、技术引领、金融赋能的超级平台与枢纽。
美国以孤立主义的理念从全球向本土收缩，留下巨大的真空，中国抓住这一机会，加强与欧盟、日韩、中亚、中东等战略合作，将打开全新的局面。
2019年黄奇帆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提出“第二次入世”的理念，建议中国实施“三零”原则（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与国际高标准规则接轨，从而增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
“第二次入世”这个提法非常好。目前我们一步到位做到“三零”可能有难度，但我们确实应该以更大的魄力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制度性开放倒逼国内改革。
2022年，《二十大报告》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如今，“惊涛骇浪”扑面而来，考验中华民族的时候到了。只要我们自己不犯原则性的战略错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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