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 文 | 魏浩征 《中欧商业评论》特约作者 劳达咨询及塞氏中国研究院创始人,《自驱型组织》作者
2025年11月,理想汽车发布了一份令人警醒的Q3财报:营收同比下滑36.2%,从连续11个季度盈利滑入亏损,净亏6.24亿元。
这是理想成立以来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面对自身体系的“反噬”。
创始人李想在财报电话会上的反思,比亏损数字更引人深思。
“过去三年,我和创业团队努力学习职业经理人的管理体系,逼迫自己接受各种变化。但是,我们却变成了越来越差的自己。”
他宣布,理想汽车将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坚定地放弃运行三年的职业经理人治理体系,全面回归创业公司的管理模式。
一句话,理想汽车将从“学华为”,走向“做自己”。
在连续11个季度盈利后突遇亏损的转折点上,李想选择的第一个重大变革不是调整产品、不是降价促销,而是彻底扭转公司的组织管理逻辑。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策略回调,更像是一家公司在成长阵痛期,对自身组织“操作系统”进行的一次艰难而深刻的范式校准。
为什么理想的管理
体系突然失灵了?
理想汽车的管理演变,其实是组织范式与环境演化之间的一次“断层碰撞”。
根据弗雷德里克·拉卢的组织进化体系,“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属于典型的橙色组织范式:
以机器隐喻为特征,强调效率、KPI、标准流程和层级控制。这在秩序稳定、技术路径清晰的工业时代堪称最优解。
但问题在于,理想所处的智能汽车产业,已经是一场剧烈震荡的“青色环境”。
李想的反思清晰指出了“职业经理人模式”落地的三大土壤:行业和技术周期相对稳定;企业的行业地位领先且稳固;创始团队动力减弱或已退出。显然,当下的理想汽车,一条都不符合。
当前智能汽车行业,正处在一场百年未有的技术聚合风暴中心。电动化尚未定型,智能化尤其是AI和具身智能的浪潮已汹涌而至,行业格局日新月异。
理想汽车自身也正从增程式的“舒适区”艰难迈向纯电与智能化的新战场。这是一个典型的“青色环境”——充满不确定性、要求快速进化、依赖组织成员的全身心投入与自主创新。
然而,过去三年,理想套用的是一个典型的“橙色组织”范式。它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强调流程、管控、层级和可预测性。它引入了IPD(集成产品开发)等重型流程,用复杂的汇报线替代了直接的对话,用对交付任务的考核替代了对用户价值的深度追寻。
当这台设计用于在高速公路上平稳行驶的“精密机器”,被突然置入需要极限越野、实时导航的崎岖山路时,它的笨重、迟缓与不适应便暴露无遗。
组织范式的错配,远比单一产品的失误更具破坏性。它消耗的是团队的活力、创新的锐气和应对变化的敏感度。最终,财报上的亏损,只是这种内在消耗在财务层面的外在显现。
回归“创业模式”,理想
组织重构的四个关键转变
李想提出的回归“创业公司管理模式”,并非浪漫地回到初创时期的混沌,而是有清晰内涵的组织逻辑重塑。其核心是四件具体的事,这四件事,恰恰是构建一个敏捷、自驱型组织的四块基石:
1. 从“汇报”到“深度对话”:重建信任与信息流
职业经理人体系依赖层层汇报,信息在传递中被过滤、修饰,决策层活在“信息茧房”里。而“深度对话”要求打破层级壁垒,实现信息与认知的高频、高质量、跨层级同步。这并非为了降低效率,恰恰是为了在剧变环境中,通过集体智慧的碰撞,更快地提升认知、达成共识、做出大胆而正确的决策。
2. 从“交付任务”到“用户价值”:重拾进化宗旨
在流程至上的体系中,目标很容易异化为完成内部定义的“交付任务”。李想将其扭转回“交付对用户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这要求每一个团队和个体,都必须将自己的工作与最终用户的真实体验和获益直接挂钩。当组织的“进化宗旨”从内部的KPI,外化为为用户创造真实价值时,工作的意义感和内驱力便随之而生。
3. 从“资源占有”到“效率提升”:激活内生动力
大公司的一个顽疾是部门热衷于“占有更多资源”,而非“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李想要求,去年花10块钱做的事,今年要思考如何用8块钱完成。这不仅是成本控制,更是一种深刻的思维转变:将组织的关注点从外部资源争夺,引向内部能力挖掘与流程优化。节省出的每一分钱,都能转化为面向未来(如AI、具身智能)的长期投资。
4. 从“信息不对称”到“解决关键问题”:迈向自主管理
在层级制中,信息不对称有时会成为某种“权力来源”。新的模式要求极致的透明和问题导向。只有信息对称,所有成员才能清晰识别什么是当前真正的关键问题,并调动智慧与资源去解决它。这是从“领导发现问题—分配任务”到“组织自动感知、协同解决问题”的进化,是迈向自我管理的关键一步。
李想那句:“我们变成了越来越差的自己”,本质上是一场组织灵魂的异化危机。回归创业公司管理模式,并非回到“拍脑袋”的混沌时代,而是一种顺应时代逻辑的范式回调。
为什么创始人
必须“重回一线”?
李想的决策背后,是对企业基因与时代需求的一次清醒认知。他认为,特斯拉、英伟达这些全球顶尖的科技公司,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创始人影响力和创业公司的敏捷文化。对于理想而言,回归创始人主导的模式,意味着将几种独特优势重新注入组织的血液:
首先,是长期主义定力与战略耐性。创始人作为 “所有者+核心决策者”的双重身份,其个人事业与公司命运深度绑定。在面对理想MEGA的舆情风波、纯电转型的短期阵痛时,创始人模式能更坚定地穿越周期,将资源持续投向如AI大模型、自研芯片(M100)等短期内难以见效但决定未来的领域。
其次,是极致的产品洞察与用户思维。李想本人一直是理想汽车最核心的“产品经理”。从早期精准定义“家庭用车”需求,到如今坚定布局“汽车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愿景,他对用户需求的敏锐捕捉和产品形态的深刻定义,是理想过去成功的核心。当竞争从配置堆砌升维到体验与智能的竞争时,这种能力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最后,是极限的决策与响应效率。面对AI技术“月”甚至“周”级别的迭代速度,传统汽车行业以“年”为单位的开发流程完全失效。创始人模式通过扁平化结构,能实现“听到炮火”的一线反馈与最高决策的快速贯通,让公司在技术爆炸和舆论战中,能够更灵活地调整姿态,快速出牌。
这并不是理念的更新,而是操作系统的重装。理想正尝试从“机器系统”回归“生命系统”——不再依赖流程驱动,而依赖感知、责任和目的驱动的有机组织。
过去三年,理想“学华为”的逻辑并没有错。在快速成长阶段,职业经理人体系确实帮助理想建立了成本意识、流程底盘和管理视野。那是一堂“工程化基础课”,补充了创业公司常有的短板。
但当外部竞争杀入AI、算力与具身智能时代,组织灵活性、认知密度、用户洞察力变得比结构稳定更重要。此时,更应问的已不是“学谁”,而是“何时该学”,以及“学完之后,是否敢写自己的版本”。因此,理想的“退回创业状态”,并非否定过去,而是一次自我觉察后的基因觉醒。
回归之后,
如何“超越创业”?
当然,宣布回归“创业模式”只是一个开始。对于一家拥有数万员工、业务链条极其复杂的上市公司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超越创业”。
第一,规模化的敏捷如何实现?初创公司十个人的“深度对话”与三万人组织的“深度对话”,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这需要设计全新的沟通机制、信息平台和组织结构。例如,理想已将智能驾驶团队拆分为11个更小、更扁平的敏捷团队,这就是一种有益的实验。
第二,如何避免落入“创始人依赖”的新陷阱?强大的创始人驱动是双刃剑。关键在于,能否将创始人的产品哲学、用户思维和创业精神,沉淀为可传承的组织能力与文化体系,而非仅仅依赖于个人的时间和精力。这需要一套精心设计的“元规则”来保障。
第三,“创业活力”与“体系能力”能否兼得?过去三年的“学费”并非白交,IPD等流程在提升研发规范性、保障大规模交付质量上仍有价值。真正的回归,不是对职业经理人时代成果的全盘否定,而是 “扬弃” ——砍掉僵化冗余的部分,保留能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精华,最终形成一套兼具创业公司活力与成熟公司稳健的、独特的“理想管理体系”。
理想汽车最新的财报数据显示,公司仍保有近989亿元的充裕现金储备,为其战略转身提供了宝贵的试错空间。第三季度,其研发投入高达3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一半以上投向了AI领域。
这昭示着,李想所言的“回归”,本质上是一场面向未来的豪赌:将组织从一台效率机器,重铸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体。
商业史上,伟大的公司往往不止一次经历这样的“范式革命”。这一次,理想汽车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为所有处于转型焦虑中的成长型企业,提供了一个审视自身组织与战略环境是否匹配的深刻样本。
像创业公司一样活着,
才是组织最大的成熟
理想汽车的演变,并非孤案。
过去两年,京东的刘强东亲自下场重塑“低价”文化;小米的雷军重新定义“AI汽车”的战略定位;腾讯重新调整组织边界。
这些动作背后,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当组织成熟之后,如何避免过早“老化”?
我观察到一个共性:在高度不确定的时代,真正能长期生存的企业,不是效率最高的那一个,而是最有生命力的那一个。
生命力来自三个“青色要素”:
理想汽车的组织调整,不只是一次管理结构的微调,而是一场深层的精神重构。
从职业经理人到创始人,从“学华为”到“成理想”,这背后其实是在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企业的终极竞争力,到底来自产品、技术,还是组织?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谁能构建出自驱的组织,谁就拥有了穿越周期的能力。理想汽车的自救行动,也许正是中国企业从模仿管理向自觉管理转型的一个缩影。
有时候,组织最大的成熟,不是“变成大公司”,而是——重新学会像创业公司一样活着。


